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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位商人看两千年民间社会三位民间商人的不同命运 相比32年前唐山大地震的救灾，汶川大地震的最大变化是民间爱心的喷发，社会上有更多的力量汇入这场救灾中。江苏商人陈光标在地震发生后，自觉带领人员和设备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灾区，救回128条生命，捐了785万元现金（曾直接向灾民分发百元现钞）……温总理曾握着他的手说：“你是有良知、有感情、心系灾区的企业家，我向你表示致敬。” 陈光标的出现，是中国民间社会空间日益扩大、公民社会正在发育的标志之一。被舆论誉为侠义商人的他或许可被视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民间商人阶层成长的一个标杆人物――原来，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受到压制、被边缘化的商人不但有担当社会责任的自主意识，亦有担当责任的能力 有舆论将陈光标的“传奇”行为和“弦高犒师”类比。春秋时期，秦国遣师偷袭郑国，在边境遇到正赶着一群牛去贩卖的郑国商人弦高。弦高知道自己的国家毫无防备，急中生智的他径直将牛群赶到秦军军营，对其主帅谎称郑国国君特命他犒劳远道而来的秦国客人。秦军认定郑国早有准备，立刻班师回国。一个商人就这样化解了自己国家的一场危机 两件事相隔了两千余年，中国的社会状况已有了天翻地覆的变迁，但两位商人急纾国难的责任感和智慧是相同的。比之秦汉以后皇权时期的商人，陈光标和春秋时期的弦高距离更为接近――在商人的自由度与自主性方面。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弦高犒师的故事发生在明清将会怎样？这弦高事后很可能以“矫诏”入罪，尽管他办了一件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好事。野史记载，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江南大富豪沈万三为了讨好征服者，不但捐资修建南京城墙，且要掏钱犒劳朝廷军队。朱元璋大怒：你一个商人，要犒劳皇家军队，居心何在？于是沈家被抄，沈万山死于流放云南的途中。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有待考证，但故事的背景是真实的，朱元璋为了维护皇权的统一，不遗余力抑制资本，打击工商业 中国人并非天性冷漠 春秋时期虽然礼崩乐坏，各国攻伐不已，但旧秩序尚有着巨大的维系作用，整个社会还处于前皇权时代，也可以说是前臣民时代。周天子只是天下诸侯名义上的共主，对各国内政无法干涉，各国之内也是国君分封大夫，封地之内政务、财务相对独立，平民阶层亦有相当的自由度。在这种情形下，国君对贵族和庶民的控制是有限的，国与国之间人员流动频繁，各国统治者最头痛的事情是本国百姓逃到别国去，国民中的精英分子也动不动就“用脚投票”，去别国当客卿，比如苏秦、李斯。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商业必定发达，思想必定活跃，所以才有临淄那样繁华的商业城市，才有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黄金时期，也才有弦高这类商人――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种朴素的共同体概念，能自觉地做出保护性的决断，而不需国君宣传动员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特别是从汉武帝开始到1911年清朝覆亡，长达两千年的帝制时代，最具有经营天才的中国商人却活得最窝囊，他们对公共事务根本不敢有自己的主张，必须仰官府的鼻息。看看明清时代的大商人，无一不是成也官府，败也官府 这两千年内，怎么可能产生公民和公民社会呢？只可能有臣民。而臣民必然是冷漠的，因为臣民不但对公共事务，哪怕对自己的命运都没有发言权，让他爱国爱朝廷岂不是苛求？因此我对鲁迅所谓的国民性和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之说不以为然。中国人并非天性冷漠自私，是因为政治制度让他们丧失种种权利。一个对国家大事毫不关心的农民，可能在宗族械斗中毫不怕死，那绝不是族长在后面拿枪逼着，而是因为宗族为他遮风挡雨，与他利益攸关，他有为之奉献的理由。阿Q如果不是个流民，而是赵氏宗族接纳的殷实的一家之主，他也许是个关心宗族公共事业的人――可他连姓赵的权利都没有，能不破罐子破摔吗？ 臣民对公共产品没有主动的请求权，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更不能选择。他们有纳粮完税服役的义务，却缺乏应有的权利。顾炎武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使是顾炎武这样的精英，也认识到一家一姓所统治的王朝衰亡，不值得惋惜；而匹夫所忧的，是“亡天下”，即普通人生活于其间的文明衰亡 近百年的历史规律暗含什么秘密 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肇始于近代欧美的一种潮流。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奴才推翻主子自己当主子这类造反外，没有追求权利与责任对等这样的社会潮流。造反者喊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只是没有任何制度予以保障的乌托邦口号，用来吸引民众参与队伍。“所有人享有同等公民权”的意识，则是晚清革命党人从域外引进的。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核心是民权，即公民权的保障。如果人与人在基本权利上是平等的，政府的统治是征得公民同意的，那么由公民分别组成的民族才有平等的基础，民生才可能得到根本的保障。无民权的民生只能是统治者的赏赐，予夺皆由人 建构公民社会必然要有两大自由：即人身的自由和资本的自由。如果人和资本完全控制在政府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