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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哈贝马斯权力理论看行政权力合法性话语基础摘 要：政治权力在现代和当代社会中有多种构成成分。其中行政权力要取得合法性当以交往权力为基础，后者还可以过滤社会权力对于行政权力的不法渗透。交往权力来源于公共领域。 关键词：交往；行政权力；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2-0017-06 作者简介：强乃社（1966- ），男，陕西扶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 当代中国，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党的先进性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重要进展，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深刻领会，积极探索。从学理上看，这些战略思想涉及到行政权力合法性问题。所谓行政权力合法性，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人们对行政权力的认可和服从。行政概念在这里指的是国家管理意义上的行政，包括立法、司法、狭义的行政等几个方面。这涉及到行政权力的来源、构成、行使等问题，涉及到权力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关于权力的观点，对于行政权力合法性的话语基础问题做一探索。 一、公共领域与交往权力的形成 近代社会以前，权力获得人们的认可和服从，取决于这种权力是否符合一定的习俗、身份、文化、认识和利益等要求。近代以来，权力和人们契约性合意、人们的天赋权利、利益的内在关联得到强调，权力的合法性主要在于是否为人们的合意、权利的让渡或者是符合人们的利益而设。这里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要素，一个是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一个是契约自由。这种权力观内在具有一种内容，即对于没有财产或者其财产不足以影响社会的人来说，只有被动接受社会给其安排的生存。国家权力的认可和服从对于多数人来说不是自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权力的合法性是以物的占有为基础的。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形式性的权力观点提出了批判。但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权力合法性问题，有待我们进行新的探索。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比较新的观点，他认为权力主要是人们在公共舆论中形成的话语性的力量，从不同的层面和方面影响社会管理权力，影响权力的合法性。这种话语性的力量形成的交往权力，应该作为国家和社会权力的支撑，以保证人们行政权力的合法性。 交往权力概念最早出现在阿伦特那里，哈贝马斯认为，阿伦特“把权力看作是非强制交往中形成的一种共同意志的潜力。她把权力同暴力相对立；也就是说，她把旨在达成理解之交往的形成共识的力量，同为了自己利益而对别人意志的工具化的能力对立起来：权力所应对的人类能力，不仅是行动或作某事的能力而且是与他人协调一致的能力。这样一种交往权力，只可能形成于未发生畸变的公共领域之中。”［1］181-182应该说这种对于权力的认识是深刻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是一种社会现象，首先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19世纪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也逐渐发达。其早期的突出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具有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或者学术协会、阅读小组、私人互助组、宗教社团等机构形成一个领域，这些私人自发聚集在一起。这些私人及其关系形成了一种公共空间，与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有形的公共空间一起，在社会各个方面扩展，在话题方面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19世纪末以来，国家干预主义渐趋强化，逐渐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为基础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最明显的表现是公共舆论，它向所有的人都开放，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报刊曾经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2］。这个领域有基本共同的价值观念支持，如参与者的平等性和理性化，话题内容的世俗性，谈论的公开性等。当代社会，随着传媒技术的重大发展，比如互联网的发展，这种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那么，公共领域如何能够形成影响社会和国家权力的重大力量？ 首先，公共领域能够发现问题，形成问题。是否需要立法，是否需要修订法律，司法中的问题及改进方法，行政中的问题，能够发现的，使公众能够知晓并可能形成一定的推动力，使得问题转向建议、提案等，首先是在公共领域，然后转向国家的正式立法、司法、行政等系统。公共领域是一个交往的会议桌，必须通过政治系统将问题纳入解决过程，因为在别处这些问题虽然成为问题但无法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领域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传感器的预警系统，虽然并不专业化，但是在社会范围中是敏感的。从民主理论的角度，公共领域必须扩大问题的压力，就是说，不仅要发现问题和确认问题，而且要深思熟虑地有影响地将问题形成主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把问题戏剧化地予以表达，使得立法机关能够接受问题并处理，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