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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转移、全要素生产率和我国增长奇迹摘 要：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这保证了我国经济近二十几年以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持续增长。未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将持续约XX年，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继续鼓励资源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同时积极鼓励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品转移，以及加强服务业的开放与竞争。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XX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当时有3000余万的知识青年从城市奔赴农村，这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以及与世界平均收入水平差距的持续扩大；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向非农行业的转移，这带来增长奇迹，经济以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持续增长，与世界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得以收敛。本文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探讨劳动力转移、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增长奇迹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就继续鼓励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与服务业部门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二元经济结构与劳动力转移 与发达国家单一的现代经济不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个部门，传统的占优势的农业部门与刚刚开始起步的现代部门。从地域来看，前者位于农村，后者一般位于城市，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构成二元经济结构。目前我国农业的就业份额为46.9%，而日本为5%，NIEs（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韩国、新加坡与中国台湾）为4%。与亚洲其它先行国家相比较，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我国要完成经济结构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转换，必须将人口和经济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自经济起飞以来，我国农业部门就业比例已经由69.8%下降为46.9%，降幅为22.9%，其中的4.9%由工业部门吸收，18%由服务业部门吸收。 劳动力转移的动因有农村推力与城市拉力，推力来自农村过剩人口的压力，它推动由于生活贫困而无望的人们移向城市，拉力则强调城市光明的吸引和城乡间工资收入的差距。有研究表明，目的地与出发地的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不对称的。目的地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的拉动影响比较显著，而出发地劳动力的流动倾向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则是非单调的，农村推力并不必然导致更多劳动力转移。对劳动力转移来说，教育成本与择业过程中的等待成本都很高，成功实现劳动力转移必须承担较高的教育成本与择业过程中的等待成本以及信息搜寻的成本。绝对贫困会抑制农村人口向外转移，农村中最贫困的人口并不构成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部分。 距离对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其中交通成本的影响较小，更为重要的是心理成本与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可得性。特别是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且缺乏信息网络的民工来说，距离的负相关系数更大。这表明劳动力转移存在阶段性，农村地区的人口移民到附近的小城镇，而小城镇的人口又移民到大城市。如果城市按规模大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层级体系，那么，阶段性劳动力转移将成为普遍的形式。由于大城市在城市人口分布中占很大权重，短距离移民不能满足其对移民的大量需求，目的地的关系和朋友对劳动力向大城市的转移而言非常的重要，这种累积进程使大城市发展起自己长期稳定的移民来源。 刘易斯（1954）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在现行的工资水平上能够得到所需的任何数量的劳动供给，在现行工资水平上，现代部门的劳动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大量农村劳动力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农耕，加之资本投入不足，农业劳动生产率必然很低，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事实上是剩余劳动力，他们对生产毫无贡献甚至是妨碍了别人的劳动。其结果就是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者所得到的收入，只能维持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而且，这一收入不是来自分配，而是来自分享。只要农业剩余劳动力没有完全被城市吸收，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就会保持不变，不会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农业部门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在刘易斯看来，城市中不存在失业，任何一个愿意到城市工作的人都可以在城市的现代部门找到一份工作，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决策仅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距。这与我国情况不符，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对城市就业形成的巨大压力，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上升，而与此同时，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持续增长。 根据发展中国家城市与农村普遍存在失业的现实情况，哈里斯与托达罗（1970）认为，由于政府与工会的作用，工业部门的工资具有下方刚性，城市存在失业，农民即使流入城里也未必能找到工作。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不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增加工资的保证，而是由于一种赌博心理，移民为了获得高收入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