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转型成因研究综述.docVIP

台湾政治转型成因研究综述有关民主政治发生的讨论甚多，解释也相当丰富。第三波的概念兴起后，美国学者亨廷顿(Huntington)更归纳出五项民主化启动的原因。亨廷顿归纳发现，第三波民主化的发生其原因可能有：(1)合法统治权威的衰落和政绩网局；(2)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3)宗教变迁；(4)外来势力的新政策；(5)示范效应与滚雪球。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体转型经验均有其特殊性，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转型经验是完全类似的，导致威权政体危机或专政体制崩溃的内部因素也不尽相同 台湾的民主转型同样具有其特殊性。“党国”威权体制的崩解，随之而来的政党政治的开启以及民主化改革，必然有其发生的原因，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也多有讨论。关于台湾政治转型方面的论著颇多，对其政治转型的原因也有多种解释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经济论视角，即经济成长的政治外溢效果；(2)国民党由上而下的变革；(3)制度论视角，也即迁台后威权体制本身就内含有诸如地方选举制度等民主因子 一、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的正相关 民主转型主要发生在那些具有中等经济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因为此地带的中等所得国家(或地区)会在社会结构、信念和文化方面出现变化，这些变化有助于民主的出现。经济发展使得产业结构随之转变，从事第三产业的人越来越多，其职业属于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公务自由职业(包括公教人员、律师、医生、牧师、神父等)等服务性质之事业，这些人可称之为“中产阶级”，具有以下特色：第一，拥有较大的经济自由，可以选择受雇、雇人或从事自由职业来维生；第二，对政治与经济、社会等关系较感兴趣，会为自身财产、自由等挺身奋斗；第三，其工作可以与其他人大量接触，使其便于吸收并传递信息；第四，是政治变迁的主要行动者，是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相信自身有能力透过选举来提高其利益。因此，中产阶级的存在，为民主政治的动力与必要条件 在目前有关台湾政治转型的文献里，大部分的作品都将台湾政治转型视为一长期发展的结果。如政治发展理论学者，将台湾政治转型视为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果。因为经济发展，大量的都市中产阶级的出现，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开展。经济发展有利于政治民主化的产生，因为更高水准的经济发展，使民众的教育程度提高，也创造出更庞大的中产阶级，更产生一种“公民文化态度”，这都有利于政治民主化的出现 以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台湾民主化开启的讨论，将民主转型视为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而这个发展是长期累积的能量逐渐迫使“党国”威权体制朝向自由民主转型，而非一夕之间的威权崩溃与民主建立。在经社发展与民主化的这个面向上，台湾与拉丁美洲经验最大的差异在于，台湾的民主化因为经济的成功发展而变得复杂许多，较为显著的特征就在于过程的平和与转型的时间拉长 台湾成功的经济发展对民主化造成了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执政当局的地位不会受群众动员要求的影响；其次，经济发展的遗产是使社会动员的速度降缓，也减低动员的力量；第三，激烈的经济竞争并不乐见一个快速朝向民主的转型。经济结构的变迁使得台湾的民主化所耗费时间也被拉长。台湾的反对运动与力量虽然并非来自对于经济社会改革的要求，但快速的工业化带动了包括政治场域在内的各种团体力量迅速强化与成长 台湾工业化加速厂人员向社会上层结构的流动。上世纪60年代的工业化，使中产阶级快速成长，而这批中产阶级的崛起，成为上世纪80年代民主转型的重要动力。中产阶级之所以在80年代发挥影响力，主要也是因为国民党政权丢失了国际的“法统”代表地位，在统治集团转而向内重新寻求正当性时，因为工业化而兴起的中产阶级扮演了转型与改革的重要角色 总而言之，台湾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提供了政治改革重要的能量。而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法统”危机则是这些能量的引线，使得政治改革在80年代一发而不可收拾。台湾因为经济成长而使得政治改革平和且稳定，就民主转型整体而言，仍视为是经济与社会结构变迁下的产物 二、“由上而下”的“政治革新” 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虽为正相关，但也有人并不认同两者间存在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经济的发展只是提供一个有利于政治民主化的环境，充其量也只是政治民主化的必要而非充要条件。也有学者从政治菁英的理性行为观察台湾民主化的启动，特别强调蒋经国从1972年以来所扮演的角色，而认为蒋经国的操纵与策略，是影响台湾走向民主化的最主要因素。由于蒋经国在1986年仍是国民党的政治强人，身兼“国家领袖”和国民党党主席的要职，直接影响甚至主导民主化发生的过程。1986年10月1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作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启动第二次“政治革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