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用兵风格.docVIP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用兵风格曾、左、李三人,分别生于1811年、1812年和1823年,除李鸿章稍小外,基本可视为同一代人,从渊源上看又同出自于湘军一系,但其思想性情大不相同,表现在带兵从政以及为人处世上,也就各不相同。 曾国藩:土气 曾国藩之“土气”,不是“土包子”“土老帽”的土,而是指他善于从传统兵学中取经寻宝,以为当世之用。“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按:指戚继光)。”他还有点迷信天命,认为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左右着事业的成败,“古往今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带兵将帅只能尽人力而不能改变和抗逆天命。曾国藩亲自指挥的战斗大多不利,如靖港之败以及在江西的坐困,他进而迷信这是天意,因此在后期的作战中往往坐镇后方,不肯亲临一线指挥 自认为“临阵指挥,非其所长”的曾国藩,有着成熟的用兵思想和深远的战略眼光。他主张结硬寨、打呆仗,集中优势兵力以消灭敌人,变更主客之势以掌握主动,都是极有见地的军事思想。后人评论说:“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在安庆之战时围城打援,在围困天京迫敌攻坚,都是其“反客为主”思想的实践。但曾国藩对新式武器装备的重视不够,体现了他株守旧制的一面 作为战略家的曾国藩,最为当之无愧。早在建军之初他就认识到:“今之办贼,不难于添兵,而难于筹饷;不难于募勇,而难于带勇之人;不难于陆战,而难于水战。”在此认识基础上编练的湘军水师,对于后来的一系列胜利功不可没。他最早提出“谋金陵者必踞上游,法当舍枝叶图根本”的战略构想。在战争中期态势不甚明朗之时,他向统治者分析形势说: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有两种,一种是“流寇”,一种是占据城池的“窃号之贼”,镇压“流寇”需要四面围堵,镇压“窃号之贼”则需要剪除枝叶、进捣根本,一旦攻其老巢,各路“游贼”就会纷纷回救,官军就可以聚而歼之;太平天国的根本在于天京,要攻南京,就必须先驻兵于滁州、和州一带,才能打破南京的外部屏障,切断其粮草供应;而要进军滁、和,又必须先围安庆,兼围庐州,各路太平军必然前往救援,湘军可以乘机打几场歼灭战,为进攻天京做好准备。后来的战争发展完全印证了曾国藩的判断,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战略眼光 左宗棠:大气 自古用兵,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结合,方能百战不殆。曾国藩用兵重正而舍奇,所以被左宗棠耻笑为拙于兵事。相比之下,左氏用兵不同于曾国藩,于奇正结合中更显巍为大气。他主张用兵要有“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的坚定信心,并把作战比作下棋,认为若“举棋不定,不胜其祸矣”。左宗棠的“楚军”以老湘军为班底,人数并不多,后来所部渐多但来源较杂,在装备和财源上又没有李鸿章淮军的便利条件,他最终能成就大事,足见指挥有力。在浙江的作战中,他不急于攻下省城,既“前瞻”杭州,又“回顾”后方,把手中的数万部队调拨得井井有条,不计一城一池之得失,而侧重于消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并造成必胜的态势,最终实现了收复全省之功。随后他奉命北上“剿灭”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在分析形势后确定了“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战略指导方针。收复新疆一战是他最为得意之作,此战之所以势如破竹、一气呵成,主要在于他定下的“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的正确 左宗棠为人狂傲不羁,用兵却从不大意。他好算、能算,善于料敌决胜,认为:“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用兵一事,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之七八分已效者,有算至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故而他自称“每发一兵,须发为白”。曾国藩也认为左宗棠用兵“谋划之密,远出国藩与胡宫保之上” 李鸿章:洋气 曾、胡、左所部之湘军攻城,多用围城打援之法,常常旷日持久。如李续宾克九江,用了16个月,曾国荃克安庆,用了17个月,屯兵天京城下时间更长。而淮军攻城一般要迅速得多。这主要是由武器装备决定的,湘军中的重武器劈山炮在攻城时“不堪大用”,而淮军的“开花大炮”在攻城中往往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李鸿章与他的老师曾国藩不同,他非常重视洋枪洋炮的作用,从建军带兵到行军作战,都透出一股“洋气” 李鸿章虽出身科举,但思维开放、头脑灵活,勇于接受新鲜事物,长于思考军国远略。他写信告诉曾国藩,如果采用西方火器,并仿效西式练军方法训练“洋枪队”,“平中国之贼”是绰绰有余的。这种思想在曾国藩那里是绝对行不通的,好在李鸿章已经有了相当的自主权力而不再受曾国藩的约束。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胆施行了,仅过半年时间,所部中原来的小枪队已经全部改为洋枪队,逐日按西法训练,同时成立了春字营炮队。到次年夏天,所部陆营洋枪已多达一万五六千支。18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