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谐离不开民间组织.docVIP

社会与谐离不开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是缓冲器，可以消解国家机器与个人之间的冲突； □ 民间组织是理性渠道，可以构建社会主体的正常博弈与制约； □ 民间组织是动员力量，可以提高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 □ 民间组织是国际桥梁，可以沟通中国与世界…… 香港有许多靠“化缘”存在的民间团体 《中国青年报》XX年6月7日报道，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有关部门为整治市容环境，将县城的沿街流浪乞讨人员和精神病患者扔到了邻县的荒郊野外，其中有5人失踪，至今下落不明。7月18日，贵阳街头10岁女孩“裸讨”无人干预；7月19日，首都北京站一老人病死广场无人救助 这些人为何没有人来“关心”？没有组织来负责？除了其他原因外，大陆民间组织不发达，政府往往不得不直接面对个人矛盾，也是重要原因 是不是香港没有穷人呢？香港富人确实很多，但穷人也不少。每月收入在3000多元左右的大有人在，负债数十万、数百万的人口比例比大陆要高，破产、生病、残疾、意外事故的人口比例也比大陆高出很多 一定是香港政府很庞大了？恰恰相反，香港700万人的大城市，就一级政府，特区政府下面没有市政府、区政府、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香港政府公务员总计16.7万人，比国内700万人口城市的政府公务员要少很多 香港社会为什么就没有前面提及的事件？香港民间社会发育很成熟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1970年，香港政府成立义工局以来，在香港政府和香港公益金及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支持下，民间团体获得了充分发展。一些类似“裸讨”的事情，就被民间团体及时不声不响地消化了；类似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政府部门将乞讨人员和精神病人扔到荒郊野外的“政府行为”，香港政府是绝对不敢为的！香港的市民常常想着如何管好港府；而港府官员则整天想着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做好该做的事，生怕被港民赶下台，每天如履薄冰 在香港，有很多靠“化缘”存在的民间团体，都争先恐后地用实际行动感动“施主”，每年能够“化缘”得到善款100多亿港元，像香港乐施会、绿色和平、世界宣明会、无国界医生、社区伙伴等团体的善款，85%都是普通香港市民的捐款。在香港，不同的组织比着做善事，谁做得好，谁得到的善款就多，很多类似“裸讨”的事情政府就不必太操心了 民间团体的存在对政府公共服务部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必须要比民间团体做得更好，如果不如民间团体好，市民就会少缴税而给民间团体更多的“善款”。不仅如此，一些服务不好的政府公共部门的官员常常面临下课的危险 香港也有不少大陆人没有见过的奇奇怪怪的“乞讨”方式。比如“毅行者”筹款活动就是一种出钱买罪受的“乞讨”方式：4人一个小队，要在48小时内走完100公里山路，并筹款6000港元以上。有的4人团队竟然能够筹款XX年11月的“毅行者”活动，都有1000个左右的小队参加，48小时可以“乞讨”XX年筹集资金100多亿港元。各种各样的民间团体表达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还为其代表的阶层和群体提供关怀和服务，动员所代表的阶层和群体承担社会义务和责任。与此同时，民间团体从社会的不同角度向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和资讯，甚至直接替代政府提供这些服务。客观上讲，这些工作对政府的决策、管理和实施起到了科学决策和民主监督的作用。除此以外，随着民间社会的兴起，在民间团体和政府之间，个人还可以通过捐款或纳税行使自己的选择权，公民的自由、民主等等权利不再是一句空话了 民间团体、公民社会和民主政府是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三位一体结构，构成了和谐社会、政治、经济的基石。社会和谐是政治和谐的基础，反过来政治和谐又促进了社会和谐。社会和谐还是最强大的发展经济的竞争力。社会和谐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全球人才中心、金融中心、资产管理中心、高端产业中心；社会不和谐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国民财富减少和资本（包括人力资本）流出地。社会不和谐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会流入社会和谐的国家和地区 社会的和谐要基于社会结构的和谐。社会结构的和谐，首要任务就是发展民间团体和市民生活 转型中国需要民间组织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进程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关系的复杂性，更加需要民间组织发挥作用，以帮助政府建立其民主、高效的管理机制。转型期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结构改革，必须建立起一个利益均衡的机制，透过利益表达和博弈来消除社会矛盾。由于有组织的理性在利益表达上比非组织的理性更有效，在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因素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民间组织，形成协商对话制度，远比非理性的个体抗争行为要好得多，不仅有利于协调具体利益关系，而且有利于化解社会危机和保持社会稳定 对于一个没有非政府组织历史的国家来说,国际NGO无疑为中国各类民间组织的建设和良性运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经验。从这点来说,积极汲取国际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