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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冲突视阈下失地农民利益表达错位与缺失摘 要：失地农民权益受损关涉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构成多重利益冲突。其利益表达与沟通渠道的缺失影响了自身利益的维护。应多方面完善失地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关键词：社会冲突；失地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XX年来积极地利用各种机会为弱势群体呼吁，但毕竟不是基于自身直接利益需要的行动。第三，信访制度链条断裂。在信访制度下端，由于信访属地管理、信访责任追究制度推行和“转信不办信”事实存在，信访部门将民众提出的申诉转给案发地政府，可能会导致当地政府对信访者的打击报复，进一步诱发官民冲突。在信访制度上端，由于基层信访机构事实上的“无能”和民众对基层处理结果的不满或不信任，民众越级上访，导致中央信访部门接待压力大，信访立案机率低，解决率更低，上访成功率下降，但代价却越来越高。第四，行政领导接待制度形同虚设。政府“热线电话”、地方行政首长“接待日”，仅为政府增加了搜集民众意见的管道，至于民众要求能否得到满足，民众意见能否被采纳，在法律制度上并无任何保障，民众只能寄希望于个别好干部的热心和真诚，其制度措施明显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人治色彩 2．大众媒体冷淡和法律途径无奈 从我国大众媒体在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行及其影响来看，失地农民的利益还无法经由媒体渠道得以充分表达。第一，在宏观层面上，媒体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角色有余，承当“社会公器”角色不足。我国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注重“正面宣传”，忽略“公共空间”构建。这有悖于媒体内在的公共属性，也与党和人民的期望相去甚远。大众传媒不仅要做执政党和政府的“传声筒”，还应是社会的“公众代言人”，及时传送出公众的声音，表达社会的愿望和利益诉求。第二，在微观层面上，大众媒体在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关注中存在着在公正与市场之间徘徊的矛盾。一方面，大众传媒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或自身新闻源的需要，会提供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来反映失地农民的利益，以促进社会整合与社会利益协调；另一方面，在受众群体选择上有所偏向，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公正”与“市场份额”之间，嫌“贫”爱“富”成为很多大众传媒的选择。以失地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其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被漠视。第三，以新闻效应为报道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众媒体对失地农民利益的关注。大众传媒对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等问题反应迟钝，通常在报道过程中，将其当作一般的社会新闻来处理。只有当弱势群体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或在较大范围内产生影响时，媒体才会予以注意。这种以追求“轰动性”为标准的报道方式，无疑把众多失地农民诉求利益的声音淹没。任何矛盾和纠纷在理想状态下，都应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解决。但现阶段我国立法、司法严重滞后，法律成本太高，诉讼周期过长，常常是“赢了官司赔了钱”，超出失地农民支付能力，司法系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等现象。所有这些都使失地农民宁愿上访而不愿寻求法律途径，失地农民信“访”不信“法”。 3．政绩考核标准扭曲和农民代言人缺失 执政党和政府对干部政绩考核标准是“上访率”而不是问题“解决率”，上级本希望用政绩指标来约束基层干部重视失地农民上访，但由于“上访率”会直接影响到官员前程，因此，失地农民上访特别是集体越级上访被干部视为禁忌事件，基层组织把主要精力放在“围追堵截”上，结果堵不胜堵，截不胜截，反而造成越级上访频繁发生，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失地农民缺乏表达自身利益和参与影响公共决策的渠道和形式，缺少真正能够代表失地农民利益的代言人。由于政治利益等因素驱使，一些本来代表失地农民利益的社会精英，要么依附于政府组织，要么本身逐渐官僚化，失去其独立地代表公共利益的社会责任感。当失地农民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或威胁时，选择的直接表达方式就是上访或告状。一部分失地农民出现信任危机，对一些干部及现行司法制度失去信心，以为“民不告，官不纠”，不形成大规模行动就不会引起上层领导重视，为此得出结论：“小告小解决、大告大解决、不告不解决”，只有越级上访和采取激烈行动，反映问题才会受到重视并得到解决。这种过激的“博弈心态”和“越级惯性”使村民形成对抗基层政府、依靠高层领导即“青天”的心理。失地农民这种认识尽管是负向的，但却是现实写照，是政府处理问题的错误做法所致 三、完善失地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路径选择 让失地农民承担社会转型的代价，却剥夺其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与构建和谐社会精神实质相悖。因此，必须建立公平、开放、多向度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其提供公平表达利益的制度性平台，引导其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 1．完善失地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内容 第一，利益表达意识――主体化。一个群体形成群体意志，标志着其主体意识开始走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