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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条新闻谈开放档案程序近日甘肃省档案馆将其保存已久的五封“密档”公布于众，人们从中获悉：１９３５年，英人巴慎思以英文版《北平时事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赴敦煌“游历”，而乘机对敦煌文物下了“黑手”。当时随同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翻译，名叫汪铭洲，吉林人；一个是仆役，名叫毛殿荣，北平人。当年３月１２日，他们一行三人由西安抵达兰州。在兰州盘桓数日后，于３月２２日前往此行的目的地――敦煌。到了敦煌之后，时任敦煌县县长杨灿，特派警员“保护”其赶往千佛洞“游历”，以备不测。不幸的是，在观看浏览之际，巴氏还是“违背条约，暗用铁器，抱取洞内佳像，窃装车中”，他这一窃掠举动和将敦煌文物运出带走的图谋，很快被发现，并被驱逐出境 这条新闻让人颇感蹊跷。以档案工作常识来看，像这样毫无涉密内容的民国档案，在档案馆是不可能定上密级的，更不会成为“密档”，为什么要等到７０年后才迟迟解密公开？ 带着疑问，我电话咨询了甘肃省档案馆的一位朋友，得到的答复是：２００４年冬，甘肃档案馆的研究馆员陈乐道在翻阅民国档案时，无意间发现了这五封从未公布过的信函，因涉及内容非常重要，遂即报请甘肃省档案馆领导，将这五封信函在他们主办的《档案》刊物２００５年第１期上全文公布，并配以解读原件的分析文章一同发表。新华社甘肃分社的记者得悉此事后，以新闻的形式予以披露，并使用了“密档”、“内幕”等词汇，使这条消息在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迅速传播 我认为，这条新闻引发我们谈论的话题很多，也使我们产生了许多相关的思考 第一，“密档”一词，在档案界和在公众媒体的理解和使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档案界所说的“密档”，是指带有密级的档案，在解密之前是不得公开传播和引用的，提供利用时属于“划控使用”的范围。而公众媒体所说的“密档”，大意是指不为公众所熟知且能解开历史事件之谜团的档案文献。前者侧重于档案管理中的解密程序和利用范围，而后者则侧重于档案内容对于历史事件之拨云见日的利用效果 这一点对我们的启示就是，档案界应以宽容的心态对待公众媒体，我们不必苛责新闻媒体在使用“密档”一词时与档案界专业角度理解上的那份差异。如果仅从档案宣传和社会传播效果去看，我们更应当持欢迎的态度 第二，档案工作者阅读和解析档案文本的能力问题 甘肃省档案馆公布的这些民国档案，为什么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现和重视？看来是档案管理工作人员“重管轻读”的模式所致。这个问题在各级档案馆是普遍存在的。按照常规的理解，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应当着重培养两种能力，一是科学管理档案的能力，二是阅读和解析档案文本的能力和习惯。事实上，档案馆的工作者大多不具备阅读和解析档案文本的能力。这样讲或许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但情况确实如此，管理档案者把自己的职责有意无意地定位在管理上，而很少有人去下工夫阅读和研究档案文本，所以才有了一份重要档案在档案馆存放了几十年突然被“发现”的情形。几年前《中国档案》杂志有一场持续半年多的争论，专门讨论档案馆“发现”档案的是与非。这种现象至少说明档案馆的工作者对研究档案文本的职责做得不够，我们的档案专家往往是档案管理的行家里手，对档案文本的解读却常常一知半解。与档案界相邻的文物界，情况却大不一样，文物专家的主要职责就是对文物本身的研究，或者说，文物专家的研究能力主要不是体现在对文物的管理上，而是表现在对文物本身的考证和分析上。国外的档案界情况也有所不同，如德国、英国等档案工作较为发达的国家，公共档案馆配备有专门的高级职员，其主要职责就是解读档案文本 造成档案工作者解读档案文本能力不足的现象，我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法律对档案机构的职责定位问题。《档案法》第九条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这是对档案馆的机构性质及其职责进行的法律定位。大家知道，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均属于档案管理的范畴，而对档案的研究和解读却不在档案馆的职责范围之内。《档案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各级各类档案馆应当配备研究人员，加强对档案的研究整理，有计划地组织编辑出版档案材料，在不同范围内发行。”此条属于第四章“档案的利用和公布”，指的是档案界所说的编研工作。《档案法》第二章“档案机构及其职责”中并没有将档案编研列入档案馆的职责范围之内。值得指出的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档案工作逐步走向正规的时期，档案馆的内部设置中专门设立有编研机构，而目前编研机构在许多档案馆已经或正式遭到撤并、吞食和弱化。编研工作在档案馆地位的边缘化倾向，应引起我们的警觉。档案编研工作，正是档案信息资源得以长期存续，深入开发利用的重要手段 一份毫无密级的重要档案，在档案馆尘封７０年而不为人知，这本身就是档案工作者解读档案文本能力不足或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