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乐平伯伯结缘《三毛流浪记》.docVIP

与张乐平伯伯结缘《三毛流浪记》今年11月10日是张乐平伯伯百岁华诞的日子，虽然乐平伯伯离开我们已经十八年了，但乐平伯伯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眼前耳边。伯伯所塑造的不朽的儿童形象“三毛”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伯伯一生所追求、所期盼的“儿童乐同”――所有的儿童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在如今早已变成现实。随着时间的延续，我们对张伯伯的思念与日俱增…… 因为有幸扮演电影《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角，乐平伯伯和我父子般的友情超过了半个世纪。解放前因生活贫寒他患过肺结核，解放后治愈了。　“文革”后，老病根逐渐成了肺气肿，加上糖尿病，身体每况愈下，本来红润的脸逐渐消瘦。我经常去看望他。乐平伯伯全家九口人，伯母姓冯名雏音，尽管因严重糖尿病人过分肥胖，但她十分能干，思路敏捷，条理清楚，乐平伯伯的大小事情全由她安排。在她枕头下放着三个笔记本，一个记事，另两本分别记市内外通讯地址，把伯伯的衣食住行及社会活动安排记录得井井有条。伯母每次见到我总喜欢说：　“这么多年了，龙基总来看望我们，就像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乐平伯伯一共有七个子女；大女儿娓娓，小名咪咪；二女儿晓晓，小名小小；老三是儿子融融，因为长得虎背熊腰，所以小名叫熊熊；老四是女儿，因为嫌生的多了，便取名朵朵，小名多多。当时是人多热气高的时代，所以多多后面又多了三个弟弟建军、苏军、慰军。因为娓娓比我小一岁，所以小时候，他们都叫我三毛哥哥 乐平伯伯去世后，他的子女们将伯伯七十多年来在各地报刊杂志上所发表的漫画都分别整理成册，并将《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等作品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各种不同的文字出版发行，受到了全世界儿童的喜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关三毛的连环画始终能保持畅销 这些年来，伯伯的子女们每年春节都要聚在一起吃一顿全家团圆饭，包括我们夫妇和编外儿女们，大家尽管都已六七十岁了，但在一起的欢快和友爱、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如同当年 1948年至1949年，在我从试镜到拍电影《三毛流浪记》的整个过程中，乐平伯伯都常和我在一起，他还不时送我他画的三毛漫画。他曾多次给我讲述他画流浪儿三毛的最初冲动：那是在1947年初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刺骨的北风呼呼地吹，挟着鹅毛大雪把上海染成一片银色，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树上挂满银白的雪，马路已经被茫茫冰雪所罩，分不出车人行道。乐平伯伯在一条弄堂口，看到三个10岁左右的流浪儿。他们用破麻袋紧裹着身体，赤着一双脚，紧紧围抱着一只白天烘山芋的炉子，他们不停地踏着脚，鼓着冻红的腮帮吹着即将熄灭的火，一个劲地吹呀吹呀，就靠那一点儿火星取暖。乐平伯伯是没有能力帮助他们的，那时这种景象比比皆是。那时，伯伯居住在嘉兴，到上海是借住在他堂弟家。第二天一早，他又走过那条弄堂，他看见两具已经冻僵了的小尸体依然伏在炉旁，他们的小手还伸在早已熄灭的炉壁里……乐平伯伯久久地站立在那里，望着那凄凉的景象，他的脑海中显现出三毛的形象。就这样，他开始了《三毛流浪记》的创作，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每次乐平伯伯总是含着泪讲述，我总是流着泪听 阳翰笙伯伯在1948年初将《三毛流浪记》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后，因时局关系就撤离了上海；陈白尘伯伯代为修改一遍后又匆匆离沪。后来由李天济叔叔修改定稿。乐平伯伯很赞赏这个电影剧本 本来计划由陈鲤庭伯伯担任这部电影的导演，因为当时他执导的电影《丽人行》还没有停机，还因他自己感觉对儿童影片不十分熟悉，所以就请当时他的助手赵明和刚从演剧队来的严恭两位青年担任导演 鲤庭伯伯把寻找三毛演员的任务交给严恭，他一连找了几个月也没有结果。其中有一次，别人介绍他去看演员，他走进一幢洋房，只见一桌丰盛的菜肴，一个老板和几房太太领出一个胖小子要扮演三毛，吓得他连饭都没有吃就走掉了 一天严恭叔叔路过昆仑电影公司门口，看见我和两个大孩子趴在地上打弹子。当时我才8岁，刚拍完石挥叔叔导演的电影《母亲》，母亲由秦怡阿姨扮演，我演他儿子。偏偏打弹子我赢了，而两个大孩子欺负我小，输了不给我弹子。我急了，不管自己势单力薄，论理不成便抡起拳头就打，结果是我一个小的战胜了两个大的孩子，把弹子拿到了手。这引起了严恭叔叔的兴趣，他细看我大脑门、细细的脖子、大眼睛，加上那股倔犟的劲头，真有几分像漫画上的三毛 为了让当时昆仑公司艺委会的阳翰笙。郑君里、陈鲤庭、史东山、蔡楚生、沈浮伯伯们审定，赵明和严恭叔叔想让我外形更贴近人物，便给我剃光了头发。开始我死活不干，两位叔叔好说歹说我才勉强剃了。他们按图索骥――按漫画三毛的造型给我化妆，让我披着破麻袋，赤着双脚。污着脸试镜头 想不到，试片放映了两遍后，所有的伯伯叔叔，包括电影公司老板都认可了：“这就是三毛!”乐平伯伯高兴地讲：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三毛形象。” 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看漫画《三毛流浪记》，十分同情三毛的遭遇，更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