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风险社会之政治实践课件.docVIP

全球化下風險社會之政治實踐 周桂田 1 前言 當代市民社會的本質有莫大的改變，基本上必須架構在全球化風險社會的形式下重新思考，因此，我們將從全球化風險社會的角度，來瞭解討論當代市民社會的政治實踐問題。風險社會 － 作為當代市民社會的現實面，挑戰既有工業社會的認知、發展基礎與典範，並企圖從此種舊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衍生的災難風險、自危及性(self-danger)建構社會自我翻轉、變遷的動能。當代工業社會除了帶來了人類發展的進步便利性，但也同時產生了對人類健康、生態、環境、倫理、社會、性別、弱勢族群等生存威脅的風險，亦即，其所產生「自作自受的不安全性」(self-made uncertainty)風險，令今日市民社會中存在巨大的生活、政治疑慮；然而，這樣的自作自受的生存威脅，在現實上也逐漸逼迫市民社會的公民（社會或個人）進行自我改造、修正。在政治學的意義上，反身性行動(reflexivity)(Beck 1994;1996a)（註一）為當代市民社會政治實踐的出發點，其涵蓋個人、社會與國家三者之政治內涵。 本文將從這個角度，闢析當代風險社會紀元(Risikoepoche)政治實踐的意義，首先討論風險社會政治實踐的理論意涵；其次，回歸並借用社會學傳統下「結構」與「行動」架構，特別是引用紀登斯(Anthony Giddens 1979)「結構化歷程」觀點，分析風險結構與風險（政治）行動互為辯證、影響的發展，而形成「風險結構化歷程」的實踐建構（周桂田 1998b）。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必須探討當代風險結構的主要面向，之後方才討論，反身性行動如何透過其「行動」意涵，尤其指涉到個人、社會與國家三個層面在風險社會下政治角色、地位及政治運動的變更，來進行其存在於、捲入於、實踐於與撼動風險結構的另一波文明化歷程，而風險文明化(Riskozivilisation)(Beck 1993a)正則是從「第一現代」（工業現代）推移到「第二現代」（反身性現代）的發展樣態。 2 風險社會之政治實踐 風險社會的政治秩序觀基本上脫離了傳統的、工業社會的政治秩序範疇及社會連帶關係。傳統政治秩序之理念型大抵不脫離社會契約論的內涵，以盧梭的總意志(general will)到霍布斯的巨靈論(Levithan)，皆強調個人意志自律，並將管理統治眾人權利讓渡給國家；而洛克的契約說更強調財產權與政治秩序公平正義的重要關係。此種強調人類理性(rationality)、進步(progress)及政治代議(political representative)之啟蒙運動社會、政治秩序觀，在工業－技術（革命）的文明化中卻一再的被狹隘化約，以致在近代現代化過程中呈現一昧盲目追求進步發展，而罔視環境、生態、人文破壞的「工業國家」、專家代議權力高漲或壟斷之科技官僚「全能國家」、以及喪失民主參與精神的「資產階級」社會(Beck 1993; Latour 1995)。貝克指出，它們所形成的基本上是潛藏式的「資本主義進步信仰」(Kapitalistische Fortschrittsglauben)，其政治精神或共識往往將科技進步等同於社會進步、而人文生態負面效果或災難則當為科技變遷必然的社會結果，此等政治精神不但鑲嵌在現代國家政治決策機制中，更成為社會發展的秩序常態（註二）。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分工複雜的分化，涂爾幹有機連帶的觀點也可以被解說於此種侵略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參與資本主義的勞動，變成現代人社會分工與社會整合的連帶要件。但事實上，資本主義的排他性也涵蓋勞動機制的分配，就業（鉗入）(Inklusion）和失業（排除）(Exklusion）卻變為現代人加入或整合入社會認同與連帶的重要基礎(Leisering 1997)，換句話說，工業資本主義的政治秩序隱含有強大的排他性格，失業者、老人、弱勢者（女人或原住民）及外國人經常是政治秩序整合排除的對象，也是政治秩序的動亂之源。涂爾幹有機連帶的個人理性意志原則，在此被分解為鉗入／排除的命運，也呈現了當代工業社會秩序排他與侵略的不可反逆演化。 而當工業災難和高科技風險撼動平穩假像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原本工業國家、大有為政府、政治冷漠的資產階級社會及其社會連帶整合之納入／排他機制等秩序基礎，皆面臨崩潰。尤其災難和風險常逾越原先政治、經濟、社會或科技系統的邊界(Systemgrenz)，風險的責任變得無限擴大，科技衍生的生態災難往往源自於政治決策，也與經濟系統介入脫離不了關係，而最後承受的社會系統卻在未發揮民主參與監督權利，變成結構共犯的受害者。風險的責任歸屬一旦模糊化並無法在現行政治機制與秩序獲得回應，用貝克(Beck 1986)的話說，簡單的工業現代化(Einfache industrielle Moder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