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抗拒到思辨.docVIP

從抗拒到思辨：以鄂蘭哲學探討迷群閱聽人的思辨過程 張玉佩 《摘要》 為了解決當代閱聽人研究面對「抗拒」概念的困境，本文試以「思辨過程」取代抗拒，並引進鄂蘭（Hannah Arendt）的哲學論述以描述與詮釋閱聽人思辨過程的參考架構。在實證部分，本文觀察文學迷群網站《村上春樹的網路森林》，將閱聽人思辨過程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想像操作的機制，即閱聽人將閱聽經驗與日常生活經「去知覺化過程」轉換為心靈影像，重新喚回成為思考客體。第二階段是追求普遍可溝通性，即閱聽人將思考結果向他人展現的過程。第三階段的閱聽人則是以自我慣有的主體意識為挑戰對象，不斷質疑自己習以為常的傳統價值判斷與道德體系。本文最後建議，閱聽人的思辨是個綿延不斷過程，而閱聽人串連文本、自行建構的意義詮釋才是進行思辨的起點。 關鍵詞：思考、思辨、迷群、鄂蘭、網路文化、閱聽人 閱聽人可不可能發展出以「自我意識」為解構對象的思辨歷程？ 自從筆者開始觀察「迷群」（fans）現象以來，這個問題就不斷在腦海裡盤桓：閱聽人除了感性地消費愉悅、展現自我，她（他）們是否也能從閱聽行為的自我觀照過程獲得理性思辨成長呢？ 以Hall（1980）為首的「收編∕抗拒典範」（the incorporation/ resistance paradigm，簡稱IRP）係將閱聽人視為「抵抗的主體」，透過拆解（detotalize）與重組（retotalize）文本的優勢意義來建構自我主體性；換句話說，閱聽人的抗拒對象應是隱藏在文本背後的主流意識形態。此種說法似將所有迷群視為被收編（incorporated）的對象，因為無論是「小說迷」或「電視劇迷」多因喜愛偶像文本而進入迷群，他們的解讀位置也幾都在「主流霸權位置」（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 實際觀察迷群對偶像文本的意義詮釋後，本文又很難認同迷群都屬上述被收編且具同質性的一群人，因為他們實際上不但精密解析文本、挪用文本意義，也將其納入自身生命的成長過程。面對此一矛盾現象，筆者不禁懷疑是否存有適當之理論觀察框架可容妥切地闡述其（迷群）思辨歷程呢？ 筆者亦曾參考二十世紀崛起之「閱聽人觀展∕表演典範」（the spectacle / performance paradigm，簡稱SPP；見Abercrombie Longhurst, 1998），卻發現此一研究取徑所關注之閱聽人乃是一種「表演的主體」（黃光玉，2002），焦點放在閱聽人如何沉浸於媒介景觀並藉由觀看自我與他者在人生舞台表演進而展現自我意志。換句話說，觀展∕表演典範強調迷群吸納文本意義後的感性展演行為，對本文關注之閱聽人如何藉著觀照自我迷群行為開展之思辨歷程並無助益。 正在苦思、找尋適當理論框架之時，偶然機會裡接觸到江宜樺（2000）與蔡英文（2000）介紹之鄂蘭（Hannah Arendt）思想，隨即開啟了一連串追隨鄂蘭哲學以圖解決閱聽人研究困境的歷程。 接下來，本文將先討論上述「閱聽人研究困境」進而釐清問題意識，並再納入鄂蘭的哲學體系，嘗試提供閱聽人研究與鄂蘭哲學間的對話。最後，本文將輔以網路實證經驗研究的資料分析，對閱聽人以自身主體意識作為思辨焦點的可能性，提出進一步描述與討論。 貳、抗拒與思辨 Abercrombie與Longhurst（1998）曾將閱聽人研究分為「行為典範」（the behavior paradigm，簡稱BP）、「觀展∕表演典範」、「收編∕抗拒典範」三者，認為此三者所關注的焦點及對閱聽人的預設並不相同。 簡言之，行為典範與觀展∕表演典範均少關切閱聽人的思辨歷程。一般而言，前者涵括效果研究、涵化研究、使用與滿足研究等傳統，但僅討論媒介內容對閱聽人意識之短、長期影響，或閱聽人之社會位置所引導的媒體使用行為如何滿足自身需要，易於忽略閱聽人身為思考主體的能動性。如效果研究過去習於討論閱聽人如何受到大眾傳播媒體影響，而使用與滿足研究則認為閱聽人既定之社會位置決定閱聽行為樣態（張玉佩，2004）。 整體來說，行為典範鮮少討論閱聽人的思辨問題，而觀展∕表演典範的理論框架僅及人們如何透過媒介影像反映自己的自戀與展演行為，雖仍重視閱聽人非理性的自我層面，卻常忽略閱聽人的意志、思辨判斷與良知良能等理性層面的主體性（張玉佩，2005）。 而在上述三個研究典範中，收編∕抗拒典範顯係最為重視閱聽人理性思辨能力，本文以下將以其為概念釐清的主要討論對象。 收編∕抗拒典範係以Hall（1980）為創始者，其所提出之「對抗性符碼」（oppositional code）解讀位置曾引起整體傳播學界對閱聽人主體性的重視，從而努力尋求閱聽人抗拒主流霸權意識的可能。他引進符號學並將意義分為「外延義」（denotation）與「內含義」（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