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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险刑法的理论逻辑 关于风险刑法的理论逻辑下面为大家带来一篇关于风险刑法的理论逻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当风险社会;被学者所关注，并通过诸如频发的矿难、食品安全事件和动车追尾事件等为社会大众所切实感受到后，认定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绝对不是危言耸听。随着风险社会;这一理论的提出与证成，风险刑法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刑法范式。国内学界对此已经形成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但是，要么集中于公共政策对风险刑法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刑法解释论变化，要么论及风险刑法的内在风险或否定风险刑法存在的必要性，要么论述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或风险规制的应有理性。而这种刑法范式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以及这种刑法范式对中国刑法具有何种启示意义，学者们却鲜有论及。这就留下本文继续探讨的学术空间：在风险社会;理论出现后，我们需要研究和讨论这一刑法范式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进而思考中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风险刑法。一、风险社会之下的风险刑法景观研究风险刑法必然需要对风险社会理论有所诠释。总体来看，风险社会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以贝克、吉登斯为代表的制度主义和以拉什为代表的文化主义。乌尔里希middot;贝克(U.Beck)和安东尼middot;吉登斯(A.Ciddens)是坚定的制度风险主张者，贝克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样的观点也被吉登斯所坚守，他宣称：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观念。;把现代性与风险复杂勾连在一起，乃是从制度视角分析风险的成因问题。保罗middot;斯洛维克(P.Slovic)、莎拉middot;李奇特斯坦(S.Lichtenstein)等则坚持风险增加是一种文化现象，认为风险是由受到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制约的个人主观所定义的，任何时代都存在风险，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并没有大量增加，而是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民众意识层面的风险迅速增加，所以，风险生来都是主观的。笔者认为，单一强调制度或文化虽具有合理性，但都是片面的，风险增加不仅是一种客观现实，环境污染、恐怖袭击、经济犯罪等都是农业社会所不具有的现象，而且也是民众感受风险的产物，无论是9.11;事件造成的巨大伤亡事故，抑或日本核泄漏所带来的死亡恐惧，都使一般民众感受到风险的巨大杀伤力及风险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强烈反差。可以说，风险社会之所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乃是风险的客观表现与个体的风险感知相结合的产物。为此，法学面临的课题是：既然制度所制造出的现实的社会风险已经酿成，并且民众从情感上已经排斥、反对该风险之存在，法学家关注的重点应该是法律是否干预这种社会风险，以及如何以合理的法律规范反应、规避这些风险。就刑法而言，风险的不确定性、未来性与极大的破坏性，就成为了刑法学必须关照的对象。毕竟，在风险社会之下，我们所面临的已不再是贝克特(S.Beckett)笔下缺席的戈多(Godot)那种形而上的无家可归感和福柯式的梦魇，亦不再是使马克斯middot;韦伯深感害怕的静默的理性专制，而是一种预兆：现代性的人类学确定性(the anthropolo Sicai certainty)乃是建立在流沙之上，这会使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发生于组织或个人的不负责任，这就蕴含着以刑法控制风险的正当性。因为在现代高度复杂的社会中，共同体成员应在努力追求自己目标之同时，顾及自己行为的负面效应;;是否给他人带来风险。此外，由于这种负责的行动带来的是安全与和谐之社会，所以较易在立法者与民众之间达成共识;;以国家力量控制风险。从渊源上说，风险社会的讨论起源于对韦伯之目的理性的反思。按照Schluther对韦伯作品的分析，韦伯的重心是对西方现代化过程的理性诠释，但却以悲剧性结论告终：现代将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却又将人关进一个新的牢笼，而韦伯看不到出路何在。这种悲剧性的结论由阿多诺和霍德海默的《启蒙辩证法》予以解读，目的理性对人的压迫，把人推向了悲剧的深渊，对于《启蒙辩证法》的作者而言，文明是一个自我衰败的过程。如何拯救这种文明，Jonas提出了闻名西方的负责原则：现代社会的发展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发展与风险并存，面对风险的不可知性，应注意发展的远程效应(Fernwirkung)，即如果对一个决定要负责任，那么此一责任不仅考量行为的直接、立即后果，也应一并考量行为间接的远程效应。因此，对远程效应(潜在风险)有所考量的诫命，即为负责原则的基本任务。这种风险;;决定;;责任之间的因果相连，就为刑法介入组织体或个人的风险制造行为并预防风险提供了理论诠释。对风险进行刑法控制的正当根据还在于：风险是以一项决策(进而一个决策者)为预设的，并在下面两种人之间制造了一种极端的不对称：一是那些制造风险、定义风险并从风险中获益的人;二是那些作为风险目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