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语境下我国刑事程序的若干反思与重构.pdfVIP

公安法治研究STUDYONPUBLICSECURITYANDLAW 此，我国刑事诉讼长期忽视刑事司法中的权利保障，而将刑 端。但是怎么办呢?传统的根基太重，过快的司法改革又容易 事诉讼的价值和目标锁定在社会性上，实际上扭曲了系统内 造成社会的震荡，于是改革者转而求助于“程序性违法制裁” 部要素的有效构造，因此引发了诸多深层次问题：辩护力量 — — 一 种最为“现实”，却基本不起作用的无奈选择。程序性 受到严重挤压，程序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司法机关基于政策 违法制裁在实践中的适用前提是违反其设置的初衷的，实践 的目的也偏离了自身的使命，因此刑事诉讼构造被打破，不 中司法人员受到程序性违法制裁，并不当然是违反既定程序 是呈现为一个等腰三角形，而是国家机关与罪犯之问的线型 的结果。对公安、检察、法院三家来说，只有当案件被办成“错 结构甚或是倒三角结构。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96年刑事诉 案”时才有可能被追究个人责任，即“错案追究制”，若案件没 讼法修改后，理论和实务界都提出了刑事诉讼目的的双重 错，无论过程如何，都不大可能追究当事者的责任，因此这是 性，即由过去片面追求国家刑罚权的实现转变为惩治犯罪与 一 种“结果责任”。况且，在奉行集体决定主义的司法系统里， 保障人权的并重。但遗憾的是，这种名义上的并重并未在实 程序错误往往不是个人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又追究谁的 践中真正体现出两重目的之均衡与平等。换言之，修正后的 责任呢?所以，与其说程序性违法制裁是为了确保救济，倒不 刑事诉讼法仍然将打击犯罪作为刑事诉讼的首要目的，人权 如说是“不予追究制”。[5]也正是由于这种非程序化、非规范 保障只是处于一个附属地位。洛克曾说：“法律按其真正的含 化的做法大行其道，我国刑事诉讼的权威性、确定性和救济 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智慧的人 性功能遭到极大的削减。诚如达玛什卡教授所指，“透过常规 追求他的正当利益。”而“对于仅仅依靠对一切危及社会安定 的西方镜片来观察，人们会发现中国藉以管理和运作其司法 的行为进行暴力镇压来维持秩序的法律制度，人们是不满意 系统的程序很难说是合乎规律的：在那里，审判、律师——甚 的。’ 所以保障人权应当成为刑事诉讼的首要目的。惩治犯 或法院或法律——都好象是外生的、可有可无的。 当然， 罪只能是作为确保权利合理行使而存在的方式，既不可能是 由于不了解中国的法律运作，达玛什卡教授的观点不免有些 现代法的目的，也不应当成为现代社会解决社会冲突、维护 极端，但这些恰恰折射出在中国现行的司法语境下，程序系 社会秩序的法定方式，更不宜设定为刑事诉讼之目的。l2我 统的功能发挥受到了极大压制。 国刑事诉讼系统，在目的、价值及正义等重要内部要素上欠 三 要素组合无法确保程序之平衡 缺合理的定位，也因此决定了我国刑事诉讼在实践中的功能 系统论认为，系统功能的发挥，有待于各要素之间的排 落差。 列组合。系统本身不应当是两个极端(即最大和最小)的组 二 系统外部要素之运行欠缺 合，而应表现为一种平衡，是各要素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 丽 环境引导立法，也影响立法的运行。从整体上看，我国刑 系统与环境之间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所形成的一个 事诉讼所面临的人文社会环境以及法治环境并不容乐观。首 动态的均衡结构。 先，就人文社会环境而言，中国千年传承的群体主义哲学强调 以上述视角去考察我国刑事程序系统，不难发现，在我 整个社会的安定，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并不能有效化解刑事 国“刑事诉讼中相互对峙的是拥有一切统治手段和具有强大 领域的纠纷。相反对于“疾恶如仇”的广大乡土社会而言，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