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己用世、知行合一通才教育理念.doc

正己用世、知行合一通才教育理念XX年是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辞世70周年。章门弟子黄侃、钱玄同、鲁迅等人，都是某一学术领域的大师。姚奠中先生是章门晚辈，毕生以弘扬章先生的讲习精神为己任，在教育事业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36年，姚先生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做研究生，尚未毕业即在预备班任教。抗战开始后又自办国学讲习班，曾先后在安徽、四川、云南、贵州各高校任教。1951年受聘来到山西大学任教授、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至今已56年。为纪念章太炎先生，同时也为感念姚奠中先生对山西大学的贡献，山西大学在XX年8月建立了“姚奠中艺术馆”，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基地，将先生的著作、书画等一并展出，同时出版了《姚奠中文艺丛书》 《姚奠中文艺丛书》共五册，170余万字，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姚奠中讲习文集》，此集体现了姚先生教育思想的完整理论体系 其一，“博而后专”的通才教育理念 文集中包括论学、序跋、评点、札记、残稿、简史、译稿、诗词、叙记、书信、年表、访谈，凡十二类，100多万字，贯通于中国文化的上下五千年，旁通于国学研究领域的文、史、哲、艺。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诸子、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故周汝昌先生在《姚奠中文艺丛书》的总序中称姚先生为当代“鸿儒”，实非溢美 姚先生最重视通才教育，认为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就不能成大器。能通方有识，有识方有悟，有悟方能确定自己的选择，逐渐形成特色和专长。姚先生的讲习之道，注重弟子们的个性、爱好、特长，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尊重、爱护学生对研究方向的选择。他在给自己的学生梁归智教授的《石头记探佚》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我们必须有个好学风，那就是在明确的共同总目标下，充分发挥每一个科研工作者的主观努力，充分利用每一个问题上可能得到的客观资料和条件，作出自己的新贡献。而绝不为个人的爱憎所左右。”姚先生本人不喜欢《红楼梦》，但对梁归智研究《红楼梦》的选题同样加以支持和指导。试想，如果当年先生否定了梁归智的选题，那还会不会有当今的红学家梁归智呢？ 其二，贵“讲”重“习”的知行合一观 贵于讲，是说要讲得精，讲得严谨，讲出新意和创见，并且要讲到恰到好处而后止：“引而不发，跃如也。”重于习，是说讲者也得“习”，即不断地围绕教育的内容进行科研实践，以至于承担科研课题。以讲启习，以习促讲，互动共进，螺旋上升。文集中的“论学篇”，即是姚先生围绕教学进行科研实践的成果。无论是论文、序跋，还是札记、书信，皆有真知灼见。或提出新问题，或解决老问题；或提出新观点，或破除旧结论；或揭示新资料，或否定伪证据。极富原创性。惜墨如金，故篇幅不长；言必有据，故说服力强。博学多识，故能旁征博引；慧眼识珠，常于沙里淘金。如《论治诸子》、《论苏轼知不知音》、关于《诗经》和唐诗的独到解读等文章，均使读者有“焕然冰释”之感 其三，“五以、五不”的人格养成 1939年，姚先生在安徽泗县柏浦创办了“汉国学讲习班”，并亲自为师生制定了“教条”，即：“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朋党之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姚先生说：“所谓教条，非教条主义之教条，实为教学的培养目标。”“五以”中以“正己”为本；“从义”是说信仰真理，追求正义；“博学”是说识今知古、会通中西；“勇决”是说言必信、行必果，义无返顾；而以“用世”为归宿，即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从正面讲人格的养成。“五不”则是从反面讲要保持人格的尊严和气节：不苛求于人；不阿附朋党势力；避免孤陋寡闻、故步自封；不向邪恶势力妥协；不沉溺于淫逸享受而玩物丧志。这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将马克思讲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具体化。抗日战争期间，姚先生与同门柏君在安徽泗县组织抗日游击队，联合志士英雄“重整旧江关”，正是其“五以、五不”主张的光辉实践 其四，不破不立的育才观念 文集中的“诗词篇”有一首诗题为《清明有感》：“清明才见草生芽，北国难开二月花。寄语东风须着力，但期新绿接天涯。”这首诗写于1986年，正当“文革”后第一次评定高校教师职称之际。在写这首诗的同时，姚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破除专业职务评审中的论资排辈》一文，影响很大（见《姚奠中讲习文集》）。当时“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已走上工作岗位，虽然他们教学、科研的成果都名列前茅，但资历甚浅。申报高级职称时，有的人主张论资排辈，年轻人靠后，再等几年也没关系。姚先生从教育发展的大局出发，主张在标准面前人人平等，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寄语东风须着力”，一语双关，不仅是希望东风早绿江北岸，祖国大地春满园，更主要的意思在于：企盼党的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早出人才，快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