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制度外民意表达对策机制.docVIP

消解制度外民意表达对策机制随着政治文明的推进和公民民主意识的觉醒,我国近年来民意表达需求呈迅速上升的态势,这是时代进步和政府转型的好现象。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背后隐含的危机,即民意的体制外表达。体制外民意表达,顾名思义,是公民通过国家现有政治体制以外的其他途径来进行意愿表达和利益诉求。具体到我国,就是在权力机构、政府机构、司法机构、主流媒体、群众团体等法律政策规定的体制之外,以突发、群发方式来表达意愿的方式和途径。这种民意表达常伴随着聚众、违法、干扰社会秩序甚至打砸抢烧等过激行为,极易演变成群体性事件,给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损坏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因此,我们有必要挖出这种表达方式的存在根源,建立标本兼治的机制,以消解这种不良民意表达。 一、体制外民意表达的危害性 从1993年到XX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XX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近3年来,群体性事件更是愈演愈烈,呈现出频率高、参与人数多、对抗性强、社会反响大、连锁性强、破坏性强的特点和趋势,其中常常伴有打砸抢烧等过激行为,形势不容忽视 (一)危及社会稳定,社会付出高昂代价 体制外民意表达通常采取聚众静坐、围堵党政机关、阻塞交通、罢工游行等方式。因为它的聚众性、违法性特点,极易引发更多的人群围观、聚集、参与,极易形成“蝴蝶效应”,使初始的状态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放大,最后导致规模、行动、结果失控。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轻则干扰其他公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干扰国家机构的正常工作,干扰社会的正常运行;重则引发群体性冲突,甚至出现社会暴乱局面,危及社会稳定,造成巨大损失,甚至付出血的代价。像国人尽知的江西瓮安事件、四川大竹事件、甘肃陇南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等,无一不是由小的具体的民意诉求因体制外民意表达而演变成大规模恶性打砸抢烧事件的,教训沉痛 (二)不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 法治社会主要有两层含义:国家机构及工作人员依法治理社会,依法服务于民众;民众依法表达意愿,依法诉求利益。双方是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民众的法治要求高,会促使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政水平的提高;而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执政能力强,也会引导民众的民意表达步入法制化轨道。但是,体制外民意表达并不寻求以法制化途径和程序解决问题。这种民意表达的随意性造就的民意环境,不利于规范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履职行为,不利于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来监督国家机构及工作人员依法执政,从而使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缺少提升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内动力。同时,民众在体制外表达的思维和行为惯性中,越来越丧失了对规则、秩序、制度的敬畏,远离了法治社会公民应有的法制意识、公共精神,在肆意践踏制度和规则的同时,也践踏着其他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三)给境外反动组织以攻击我们党和政府的口舌 从冷战结束至今,境外反动组织与西方和平演变势力一刻也没有停止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机会来进行各种颠覆活动。体制外的民意表达正好给他们以攻击我们党和政府的口舌。本来这种民意表达只是我国公民对自身利益的一种诉求,一种反应性表达方式,并没有深层的政治意图。但境外反动势力捕捉到这方面信息竟如获至宝,大肆进行歪曲宣传,将经济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将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最后将政治矛头直指我们的党和政府,极尽丑化诬蔑之能事,严重损毁党和政府形象,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我国这些年来发生的所有群体性事件背后,都有境外组织和西方势力的影子,国际舆论中都有他们兴风作浪的痕迹 二、为什么民众要选择体制外表达方式 体制外民意表达因其聚众性、随意性带来的负面影响,通常任何国家、政府都力图避免民众采用。我国政府一向致力于开辟多种体制内民意通道,引导公民的民意表达步入制度化渠道,但效果并未尽如人意。尤其是自XX年以来,体制外民意表达呈现出高发态势。为什么民众热衷于选择体制外民意表达,需要我们反思 (一)体制存在的多种问题弱化了民意在制度内的表达 1. 各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阻滞了民意表达。体制内不同部门、部门的不同层次中存在的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使民意表达难以实现。我国目前的民意表达绝大多数没有明确的政治要求,它只是民众在利益受损时所寻求的自我保护,是一种反应性需求,因此,完全有可能解决在基层、解决在体制内。但基层中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致使民意表达落空。反复多次以后,民意开始裹挟着新的不满、新的问题寻求体制外表达方式。同时,不同部门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脱离群众、推诿扯皮、寻租创租等行为。如权力机构中的某些人大代表脱离群众,职能履行得不到评估与监督;信访机构对民意表达没有直接的办案权、决定权,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