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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论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系再认识[摘要]关于灌输论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历来存在着观点分歧。比较科学的态度是，在弄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的灌输论本义的基础上，承认灌输论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曾经作出的历史贡献，但在新形势下，则应区别对待，有选择性地使用灌输论，避免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 [关键词]灌输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列宁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XX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先进理论不会自发产生，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思想理论灌输。他打了一个精妙的比喻来说明问题，把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理论的灌输过程比喻为“思想的闪电”射入人民的园地，认为通过灌输使无产阶级获得“精神武器”，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一条必然途径。1844年，恩格斯在《新道德世界》上发表文章，夸赞一幅描绘西里西亚织工的画，展出后“从宣传社会主义”的角度看所起的作用比一百本小册子还要大得多。它在好几个城市展览过，“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的思想”。恩格斯使用的“灌输”一词，从前后文来看就是“宣传”、“传播”、“教育”等意思，它同“击中”一样有从外面进到内里的含义。这里所说的“社会的思想”指的则是社会主义思想 马、恩主张花大力气将正确的现实主义观点灌输给党，并使它在党内扎根，然后再由党员传递给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但是，他们反对不顾教育对象需要和兴趣、简单粗暴的强输硬灌。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不能只强调灌输让人们背得烂熟就行，而必须把灌输与自我教育、自我体验相结合。恩格斯不仅强调了灌输，而且指出了灌输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灌输论既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也具有非强制性的一面，因此是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辩证统一 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提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然后灌输到工人中去，并帮助工人领会它。列宁认为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是组成革命政党的必要条件。列宁不仅指明了灌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明确了灌输的内涵。列宁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限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通俗化，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已经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列宁的灌输论是针对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自发论”而提出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不包含所谓的生塞硬注、强制工人阶级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因素。相反，列宁认为要特别注意教育工人阶级的方法：“不要把我们的理论变成枯燥乏味的教条，不要光用书本教他们理论，而要让他们参加日常的斗争。”[1]“在传达这种思想时，要善于用通俗的语言，并要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2] 二、在中国，灌输论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挥过巨大作用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旗帜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立刻把向全体党员和全国无产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我们党先后创办了许多刊物，创办了大量学校、夜校、党校、讲习所等，创办最新大众传媒广播电台，通过各种形式、不放弃任何机会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党的方针与主张，还组织了党的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由于无数共产党人和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一步步扩大，并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从实践上看，这种灌输是完全必要的。全体党员思想统一、行动一致，才能把力量集中起来战胜凶恶的敌人。对人民群众而言，XX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4]必须加强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教育。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江泽民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5]。胡锦涛倡导对全党全民进行普遍教育，特别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而赢得青年、赢得未来。在实践中，他们领导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讲”、“三个代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八荣八耻”、“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这些活动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但略加观察会发现，这时的灌输论已经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其一，灌输的对象主要是在校学生、党员干部、公务员队伍等“易受控制”的群体，不再是一线的产业工人，更不是农民阶级，此时的灌输论已经和马恩、列宁当时所指的无产阶级关系不大了；其二，灌输的内容转变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每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新的执政理念、治国方略等，主要方面已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