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集在党旗下著名文学艺术家们.docVIP

聚集在党旗下著名文学艺术家们在国难频仍、民生多艰的旧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过长期而艰难的探索。这些为人民大众潜心创作服务的文学艺术家们，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关怀和珍视的对象。对这些难得的人才尊敬有加、赤诚以待、视为知己并充分焕发出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和才智，积极引导、鼓励、吸收他们加入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态度。 丁玲：“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当代著名女作家丁玲生前在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时，曾经无限感慨地说：“我的命运是跟党在一起的。”青年时代，丁玲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开始向往光明，追求进步 1923年，丁玲和好友王剑虹从湖南来到上海，先后在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读书。早期中共党员、社会活动家和理论思想家邓中夏、瞿秋白、陈望道等人都在此任教。很快，瞿秋白以他横溢的才华、渊博的知识，成为丁玲的良师益友。当时的丁玲虽然渴望追求真理，决心在文学的道路上充实自己，想做一名正直的文学家，但她还没有产生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后来她曾说：“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只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可以了。”当时尽管瞿秋白非常喜欢这位坦荡率真的女学生，想精心培养她，使她尽快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但丁玲却一再表示她“喜欢自由，要怎样就怎样，不愿受党的束缚” 就在这时，王剑虹不幸病故，这对丁玲是个沉重的打击。意志消沉的她离沪赴京。在北京，她结识了青年诗人胡也频，他们在一起谈社会、人生、文学，共同的爱好与志趣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他们相爱并组建了家庭。这个时期，丁玲虽然阅读了许多中外名著，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但由于远离了熟悉的朋友与革命队伍，她仍然感到苦闷，思想上陷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之中。她只好把小说当成精神上的朋友，每当苦恼袭来时就埋头读书。她感到心头涌动着不少话想倾诉和呐喊，但又找不到知心朋友倾诉，无奈只得靠笔抒发对封建势力的愤怒和反抗。之后，她依然在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观察、思考、徘徊、写作……她的作品《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在了叶圣陶主办的《小说月报》上，她把自己的追求和希望寄托于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上，给了广大读者以信心与力量 数年后，丁玲迁居上海，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她的作品影响越来越大。1930年，她和胡也频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她“从XX年代末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向封建社会的抗议、控诉，逐渐发展、转变成为农民工人的代言人”。党组织非常关心这位女作家，同她建立了联系，并给了她很大的鼓励与帮助 1931年2月7日，包括胡也频在内的左联革命作家及其他革命者共23人，饮弹倒在龙华的荒野上…… 不幸消息传来，丁玲悲痛欲绝，她“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呵！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从暗处伸来了压迫，他们不准他走下去，他们不准他活……”悲痛之中，丁玲渐渐意识到，要挺起腰杆，要坚强地生活下去。她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问题横竖是一样的。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她愤然清醒了许多，变得更加坚强。她把刚满3个月的婴儿送回湖南老家，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更残酷的斗争中。她曾找过党中央领导张闻天，要求到苏区去，但组织上考虑丁玲负责左翼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更合适，因而没有批准她的要求。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进步刊物屡遭查禁，左联书店被封闭，丁玲毫不畏惧，毅然挑起了创办《北斗》的重担 经过了多年的风风雨雨，通过亲身的观察和体验，丁玲深深感到，党是自己的领路人，是自己最值得信赖的坚强后盾，自己的成长离不开党的爱护与培养，在革命的征程上，“只做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于是，1932年初，丁玲郑重地向当时文化界党组织的负责人阳翰笙提出了入党请求。对于这样一位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女作家，党组织满腔热情地接纳了她 同年3月，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酒家，党组织为丁玲、剧作家田汉等郑重其事地举行了入党仪式。主持仪式的是文委负责人潘梓年，瞿秋白也代表中宣部参加了这次入党仪式 夜晚，华灯初上，大三元酒家灯火通明，觥筹交错。没有党旗，没有会场，确实是个别具一格的入党仪式。这样的入党仪式，让丁玲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她回忆说：“我们全体坐在圆桌周围，表面上是饮酒作乐，而实际上是在举行庄严的入党仪式，我们每个人叙述入党的志愿。” 丁玲的入党志愿是发自内心的，每一个字都那么朴实、真诚而滚烫：“我愿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党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瞿秋白此时内心的激动也是难以言状的，他回顾了丁玲的成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