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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安源工人运动取得胜利非显性原因［摘 要］ XX年代的江西安源工人运动在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 、刘少奇、 李立三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绝无仅有”的成功范例，长期以来备受工运史学者的重视。但过去的研究多是从中共党史的视角去阐述我党的伟大决策在这次工人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在革命史的宏大叙事背景下，明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裴宜李女士的《上海罢工》一书，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重视分析工人自身及社会关系的特点对工人运动的影响的角度，对上海工运动进行了解读，为我们更好地分析安源工运的胜利原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关键词］ 裴宜理 安源工人运动 上海罢工 安源工人运动无疑是我党工人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上世纪XX年代的近十年时间内，在中共领导下，安源数以万计的工人阶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斗争的辉煌，他们不但赢得了自身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提高，还为全国其他地方的工人运动提供了资金与经验支持，为党培养与输送了大量的干部，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1］P1 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中共工人运动重镇之一。1925年安源“九月惨案”发生后，大批安源工人又在党的领导下，潜入湘赣农村，推动了两地农民运动的迅速升温。不久，他们又参加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为中国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 长期以来，安源工运史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她与我党主要领导人的特殊关系，再者是她是我党早期工会斗争取得胜利的成功范例。也正因为如此，建国以来关于安源工运史的研究多是从党史的角度去诠释我党在这次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一些基本经验，如政策的科学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以及党团组织工作的壮大，等等。［2］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丰富了我们对安源工运史的认识，但另一方面，由于一直把“工运史”限定在党史之中，因而使我们思维上形成了一种定式：即在以我党早期知识分子的直接启蒙下，安源工人阶级一下子就有了阶级觉悟与党派思想，然后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安源工人运动就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这种结论当然在过去、在将来都不会错，但关键问题是为何我党在安源地区的工人运动取得了胜利，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则会失败呢？我想这是我们从事工运史研究的学者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以为，形成我党在安源地区取得胜利的原因，除了与我党在该地的英明领导这个显性的原因外，还与当时安源工人的特点及安源地区独特的人文与自然背景等非显性因素有关，而这些又是我们长期所忽略的。而美国学者裴宜理女士的《上海罢工》一书则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切入点 一 、《上海罢工》一书的简单述评 裴宜理女士现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近代中国民众的集体运动研究，所著《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XX年9月版）于1993年获国际劳工史协会的“优秀著作奖”。作为西方学者看中国的典型著作，该书以上海近代以来的工人运动为范畴，提出了一系列与国内学者不同的学术观点，读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她在书中的主要观点有：1、主张跳出“党史”研究“工运史”，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背景文化和工作地位的影响，他们不是党派陶工手里的陶土，可以随意捏弄”［3］P345，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外来指导的结果表示怀疑。2、以地域与技术作为工人自身的两大参照点，将当时的上海工人分为南方的技术工人（工匠）、北方来的非技术工人与半技术工人（无产者），并认为前者思想激进，而后者则较保守。3、工人来源的差异，还产生了政治动员与社会网络的不同：南方工匠以行会为组织，反叛性较强，倾向于激进的中共工会；半技术工人则以帮会为依托，力求自保，保守性较强；而非技术工人则较流动性较强，乡土意识较重，组织性较差。作为域外学者的著作，书中的很多观点笔者是不敢苟同的，如否认中共对工人阶级觉悟启发的成效，否认工人阶级意识的存在，片面夸大工人内部的分裂等，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是明显的：首先，该书史料丰富，内容翔实，真实再现了旧上海工人运动的复杂性与差异性，同时由于它抛弃我们习惯的先入为主的党史叙事模式，减少了革命史叙事中的“客观性事实”与“表述性现实”差距过大的叙事困境，产生了较好的写作效果，正如有人评价该书是“还原：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4］其次，该书注重分析地域来源、技术水准、社会网络、性别年龄等因素对工人运动的突出影响，为我们研究相关的集体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最后，该书将工人运动与党派行动、政府行为、社团组织等紧密联系，将工人运动与国家政策进行互动研究，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总之，该书开拓了我们研究中国的工人运动的视野。那么，影响上海工人运动的这些因素也适用于分析安源的工人运动吗？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