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类学泰斗朱元鼎文革遭际.docVIP

鱼类学泰斗朱元鼎文革遭际相关链接：朱元鼎，浙江宁波人，生于1896年10月。19XX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1926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34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生物系主任、研究院院长、理学院院长、代理教务长。1952年起，任上海水产学院教授、海洋渔业研究室主任、鱼类研究室主任、院长，东海水产研究所所长。1986年12月在上海病逝。我国著名鱼类学家，鱼类分类学奠基人，一级教授。 创建鱼类标本室 和当年相比，在学界享有盛名的上海水产学院(注)鱼类研究室虽然保留着建制，但已经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就是鱼类研究室所收藏的部分标本已成为“中国鱼文化博物馆”――上海市高校十大民族文化博物馆之一的藏品，向公众免费开放。从鱼类研究室到鱼文化博物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这其中著名鱼类学家朱元鼎居功至伟 “文革”之初，东海水产研究所是上海水产学院的下属单位，上海水产学院第一副院长曹正之兼任东海水产研究所总支书记，所长一职则由朱元鼎兼任。1963年初，东海水产研究所行政独立，经济上独立核算，但组织关系仍隶属于上海水产学院，变成上海水产学院下属、经济上相对独立的一个二级机构。朱元鼎继续兼任所长及其下属的鱼类研究室主任一职，编制仍在水产学院 随着工作的开展，研究的需要，鱼类研究室的鱼类标本渐渐多了起来。于是，经朱元鼎提议，上海水产学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各出一半经费，合作共建了鱼类标本室。1963年末，标本室竣工投入使用，上下共两层，其中模式标本已多达四、五十种，就收藏来说，属国内第一。后准备再加一层，共三层，发展成为远东第一。这点连国内外同行也普遍看好。但“文革”期间，标本室一分为二，共建就此中断 1971年，东海水产研究所和上海水产学院面临分家，各自独立。根据上海市水产局提出的方案，鱼类标本室一分为二。因为鱼类标本分为浸制标本和剥制标本，标本的划分也就分成了两个步骤，先分浸制标本，后分剥制标本。具体分法是，凡标本只有一件的，给水产学院；凡是有两件的，东海水产研究所和水产学院一家一件；有三件的，水产学院两件，东海水产研究所一件。其时，古巴、越南等外国专家送的标本基本上都是单件，因而都给了水产学院。但实际上，分标本前，因为标本室设在东海水产研究所内，日常管理也一直由东海水产研究所负责，水产学院根本没有钥匙，东海水产研究所方面的管理人员事先将部分浸制标本藏起来了，而水产学院对这一点全然不知，所以，明里是占了便宜，暗地里却是吃了不少亏。等到分剥制标本时，又因东海水产研究所方面负责该项工作的人到宁波探亲而告暂停。等他回来后，东海水产研究所方面开始说找不到了，后又说标本全部分完了，没有剩下的了，想就此将余下的标本独吞。当时代表上海水产学院的是养殖系总支书记乔树茶。乔书记不服，一直要求东海水产研究所给个说法，但东海水产研究所不予理睬。关键时刻，朱先生得知了真相，出面主持了公道：他公开了1967年以来的部分工作日记，使东海水产研究所的说法不攻自破，为上海水产学院挽回了一定的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文革”后的恢复与努力，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上海水产大学和东海水产研究所都利用鱼类标本成立了博物馆，形成了一个大院内有两家博物馆的局面。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上海水产大学在XX年9月整体迁往芦潮港，这个局面又将有所改观。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和朱元鼎的奠基作用分不开的 海岛鱼类资源调查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朱元鼎提议组建一个鱼类资源调查组，每年调查一个省，跑遍全中国，主要方向是系统演化、分类形态、鱼类地理分布三个方向。他的想法得到了学校的认同。于是，由朱元鼎亲自挂帅的鱼类资源调查组正式成立，主要任务就是采集鱼类标本。下设四个方向：软骨鱼类组，先以王幼槐后以孟庆闻为主；虾鱼类组，以伍汉霖为主；杜父鱼类，以金鑫波为主；纯形目鱼类组，先以许承玉。后以苏锦祥为主。朱元鼎还要求，两人一组，老少搭配，以老带少，分别调查一个省的鱼类资源。1957年开始进行的福建省淡水鱼类调查是最早的，后来延伸到浙江省的海水鱼类资源，这些调查为后来东海鱼类志的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8年，目标转向广西、云贵川地区乃至闽江内陆。1963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协大会上，周总理接见了朱元鼎，并鼓励朱元鼎坚持下去。还是在这次会议上，知识分子得以脱帽，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人民的知识分子”，朱元鼎的干劲更足了，整个调查组的积极性更高了 1964年，调查组到了西沙群岛、海南岛，其中以在海南岛内的调查最为辛苦、危险。参加调查的共有7个人。当时，闻名全国的五指山地区，森林茂盛，水流湍急且清澈见底。每到一处，按照惯例，调查小组要先向当地政府部门提出申请并备案，并希望得到帮助。具体地说，就是请当地公安局派出一位爆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