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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参与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探析摘要区域机制和区域间合作是联结国家机制和国际机制的纽带。二战后,为了解决欧洲的“德国问题”,欧洲建立了包括经济、军事、合作安全等多层面的地区机制,这些机制从不同层面促进了欧洲社会发展、地区安全和和平。基于德国的历史现实、地缘环境和国家利益, 战后德国积极参与地区性机制建制, 推进欧洲一体化。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德国参与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进行探析:战后德国对国际法的重新认知,联邦德国参与区域、国际组织的内外动因,统一德国的区域机制建制观,德国对国际组织政治议题的推动、欧洲区域机制的变迁 关键词德国 区域机制建制观 区域治理、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XX年是联邦德国成立60周年和柏林墙倒塌XX年。欧洲历史表明,“德国问题”始终是欧洲人的问题,也是欧洲安全问题。二战后,为了解决欧洲的“德国问题”,欧洲建立了包括经济、军事、合作安全等多层面的地区机制:北约军事机制(安全共同体)、欧安组织(区域合作安全机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些机制从不同层面促进了欧洲的社会发展、地区安全和地区和平。对德国而言,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建制是为了营造一个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地区和平环境,这一目标主导着德国的对外政策。基于这一认知,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德国参与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进行探析:战后德国对国际法的重新认知、联邦德国参与区域、国际组织的内外动因,统一后德国的区域机制建制观和德国对国际组织政治议题的推动 一、战后联邦德国对国际法的重新认知 战后联邦德国对国际法、欧洲法和国内法进行了新认知,并开始回归哲学家康德对“法”的诠释,即“法”所具有的两层含义:一是客观的“法”,二是主观的“法”。这里“主观法”是指法哲学本质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客观法”是指具有法律效力和合法性的成文法。“主观法”的嵌入是德国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依法”所犯下的纳粹行为的结果,认识到“客观法”忽略了法的主观内在伦理价值,并由此带来的战争行为。联邦德国《基本法》就是对二战期间形式法治进行了反思后于1949年5月颁布的,其核心内容是:“法”(Recht)不能只理解为“法律”(Gesetz),它应该包括自然法中的人性尊严与正义等更高阶位的法,是超法律之法。[1] 按照《基本法》的精神,公正原则效力高于法律。“《基本法》以一个高于成文法的有约束力的法律(公正)原则为前提,并将它称为“法中法”(Recht im Recht )[2] 在此基础上人们重新确定了正义标准在人类社会共同生活中的作用。二战后,通过对“主观法”和“客观法”双重性的重新认知,人们转向对超越法律的公正性理解。在这一理念下德国反思国际治理模式和区域治理模式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并积极参与地区性和国际性的组织,在这一机制框架下保障主权国家利益和国际和平安全 从《国际法》角度看,《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以及第51条构成了区域组织与联合国关系的法律基础。宪章强调,区域组织的基本职能是以区域行动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主观法和客观法融合为认知基础的德国主流观点认为,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组织的终极目标,是维持世界和平和地区的和平,这一主观性价值需要在主权国家、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国际组织之间建立一种制度化的框架下得以保证和实施。纵观二战后欧洲六十年的历史发展和一体化进程,欧共体/欧盟这一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地区安全和地区和平不可缺少的区域性制度保障。基于欧洲区域机制对欧洲发展和欧洲和平的这一重要作用和战后德国自身的发展困境,德国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一开始便积极参与和促进欧洲区域机制建立,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以此促进欧洲地区安全,在区域机制内逐渐获取失去的主权国家地位 二、联邦德国参与区域国际组织内外动因 除对国际法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区域性和国际性组织特有的认知外,促使德国积极参与区域机制和国际机制还存在德国所特有的内外动因。首先,从德国当时所处的国家地位而言,地处中欧的联邦德国,二战后处在完全对立的两大集团之间,其地理位置决定了“中立”不利于德国的国家利益。因此,联邦德国战后第一任总理阿登纳认为,在两大集团之间采取一种中立态度是不现实的。所以,他坚决反对联邦德国走中立化道路,认为“如果不愿被碾碎,只能导向一方”[3]。基于这一认知,战后联邦德国(西德)的对内对外战略实行了阿登纳的“重返西方、重建家园、重新武装”的 “三重政策”。“重返西方”即指在政治上同英美法三大占领国保持友好关系,“重建家园”的政治和经济外交目标是通过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加以实现,如:《欧洲煤钢共同体》(1952)、《欧洲经济共同体》(1957)、《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57)正式组建,开启了德国与欧洲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合作进程,走出了欧洲联合机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