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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与市民社会发展摘要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作为一股主要的社会思潮在全球曾风靡一时，给世界各国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与影响。同时，在西方沉寂了数百年的市民社会思潮再度兴起。新自由主义的实践给世界各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发展给全球各国市民社会的培育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与负面作用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市民社会 发展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XX年代末7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登上了历史舞台，之后在西方各国大行其道，一时占据了主流地位，并随后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广泛向拉美、东欧及前苏联地区推广。几乎与此同时，在西方沉寂了数个世纪的市民社会研究热潮在80年代又开始再度复兴，“市民社会”一词逐渐为社会大众所知，成为西方乃至全球社会一个颇为流行的时代话语，形成了一股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个中缘由复杂多样，但与7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不无重大关系 一、市民社会及其发展 所谓“市民社会”，译自英文Civil Society（有的也译为“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通常是指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及其相关的价值或原则，突出志愿性社团等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它是一个历史悠久和意涵丰富的话语，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但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源出于洛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从洛克到托克维尔等人的近代自由主义传统看到了国家压制人类权利与自由的危险性，认为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的国家干预对人类的权利与自由构成了持久的威胁，声称若无外力制止，国家权力和国家活动范围将无限制地扩张下去，危及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在洛克看来，政府权力如果成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就会成为专制的，而必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孟德斯鸠也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自由主义者主张维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分立，依靠一个活跃的强有力的市民社会来制衡国家，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随着近代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占据了各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民社会获得了巨大的空间和活力，在政治革命的推动下，逐步在实践上摆脱了国家权力的束缚，在18世纪变成了现实。XX年代，其代表性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等经济学家，以及哲学家诺齐克和政治学家萨托利等。这一派早在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转变时就已出现，但由于当时不合潮流，故常被人们冷落。在当代，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是在XX年代掀起的反凯恩斯主义浪潮中兴起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具体表现在：福利国家长期实施引起的生产停滞和物价上涨危机；国家干预的过分扩展导致行政机构膨胀、社会控制加强、个人自由受限、官僚主义滋长和政府办事效率下降与权威衰落。特别是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滞胀”困境。对此，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此时极力反对福利国家与政府干预、倡导自由放任、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和言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而主张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才逐渐走红起来。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在反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逐渐占据了西方社会话语的主流，成为“凯恩斯革命的革命” 虽然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也有不同点，但更多的是相同之处。徐大同先生认为新自由主义一般以洛克、斯密等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为主要师承对象，其主要理论主张与古典自由主义没有多少差异。[2] 因此，新自由主义又称为“新保守主义”。它承继了古典自由主义衣钵，要求减少国家对社会的干预，限制政府权力。诺齐克提倡“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即一种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较有限功能的国家”。[3] 这种国家除了保护性功能之外再没有其他功能，实际上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守夜人”国家。哈耶克认为，他所坚持的自由主义“都是从该术语的原初含义即它在19世纪时的含义上加以使用的。”[4]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这些主张与市民社会的发展要求不谋而合，在其理论指导下所制定的“四化”政策，有力地扩展了市民社会的自治空间，助长了市民社会脱离国家控制与干预的自主力量，为市民社会在当代的再度流行与发展扫清了障碍，客观上促进了市民社会在西方乃至全球的复兴。比如经济的市场化减少了国家的干预，扩大了市民社会空间，导致国家承认和肯定个人的正当权利，培养了个人的主体意识，造就了市民社会中脱离了政治权力束缚的非政治性主体，塑造了市民社会世俗化和个体化的意识形态，孕育了市民社会以社团组织为根基的自治体制，促进了适合于市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制度的形成。因为“市场经济信奉的哲学正是个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