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宗族乡约的组织传播初探.docVIP

明清徽州宗族乡约的组织传播初探【摘要】乡约作为明清时期被统治者普遍推广实行的一种民间组织形式,在当时的徽州地区发展尤为迅猛,不仅有中央地方各级官府的提倡重视,地方上的世家大族也积极投身于乡约的建设。徽州一时间成为了乡约组织建设的发达地区,其组织的传播方式也具有鲜明的宗族色彩 【关键词】乡约组织 传播 意识形态 明清徽州 徽州地区地处皖南丘陵,山清水秀,风景优美,历来少遭战乱,所以徽州就成为了历史上北方大族南迁躲避战乱的理想居住地。《新安名族志》上记载的80多个姓氏大族中,有60多个是由外地迁入徽州的。这些世家大族迁居徽州后,大多保留了原有的宗族组织体系,聚族而居,组织严密。《寄园寄所寄》提到:“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①明朝嘉靖初年,由于统治阶层腐朽不堪,农民起义不断,各种不安定因素的激化使得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维系地方统治,明王朝大力推行乡约组织,在地方官吏的推动和地方宗族士绅的努力下,宗族势力极强的徽州地区一时间成为了乡约组织发达地区 一、明清徽州乡约的建设与宗族介入 乡约源于周礼读法之典,州长、党正、族师咸以时而属民读邦法,其滥觞于北宋蓝田“四吕”兄弟之《蓝田吕氏乡约》。②然而吕氏兄弟推行的这种乡约发展模式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到了明代,明成祖虽“尝取蓝田吕氏乡约列于性理之书,颁降天下,使诵行焉”③,却也只是口头和文字上的提倡,没有具体实施,地方上主要还是以里老为主的乡村教化体系。明代中期特别是嘉靖以后,由于统治阶层的腐朽,里老素质下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起义不断,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地方统治危机加重。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一些封建官僚开始进行乡约建设的理论构建并付诸于实践。如王阳明在江西南安赣州等地创建并推行《南赣乡约》,这对维系地方上的统治收效显著。嘉靖初,礼部正式下檄文在全国推行乡约。在这样的背景下,徽州地区的乡约建设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地方官员和乡绅的支持 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新宗族形态,其特点是宗族的组织化。④“宗族是由男性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组织。”⑤徽州是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发达地区之一,明中期以来,在徽商的支持下,徽州宗族通过修族谱、建祠堂、祭祀祖先、制定族规家法等活动在组织和思想上不断强化宗族的统治。在徽州地区,乡约的推行自然离不开宗族的介入。作为宗族的实际操控者,一些地方士绅往往通过宗族组织中的活动来推行实施乡约。例如比较著名的祁门县的文堂陈氏乡约,就是由聚居在文堂的陈氏宗族组建的以宗族血缘划分的乡约组织。这可以看作是乡约发展的宗族化。它的实施主体、管理客体和活动范围都是在宗族内进行的,乡约的存在发展与宗族组织密切相关 二、乡约的组织传播 传播无时无刻不在,既存在于个人当中,又活跃在群体组织之间。宗族组织是构建明清徽州地方社会的重要一环,作为封建统治在地方的延伸,封建官府推行某种政策实施往往都要借助于它。乡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宗族组织传播过程。传播是一种信息传递的过程,主要是由传播主体、讯息、媒介、受众这四个部分构成,缺一不可。组织传播是传播的一种形式,存在于组织活动之间,是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活动时的重要的切入点 首先看传播主体,这是传播活动发生的首要因素,因为它决定了传播的存在和发展,而且控制了信息的内容、质量及流向。传播主体既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明中叶以后,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封建统治者为了维系政权,强化各级地方统治,开始了民间乡约的推广实施。在相对封闭的徽州地区,乡约往往与宗族结合在一起,徽州宗族的乡约实施推行一般都是闲居在籍的封建官僚或者族长士绅,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遵循统治者意志,在地方上就成为了乡约在宗族组织传播中的信源,即信息发出者 讯息即传播内容,传播本质上是信息的流通,只有信息生成、传播出去,并被受传者接受,实现信息共享,传受双方的各自需求获得满足,传播过程才有意义。⑥ 明清时期乡约组织很多,这些乡约组织所透露的主要信息就是劝善惩恶、防盗防贼、保境安民、安于现状的良民思想,比如祁门陈氏文堂乡约就大力标榜“欲人人同归于善,趋利避害”⑦。应该说明的是明中叶后的乡约推广是基于当时政治腐朽、民心混乱、治安日下的社会现实背景,所以它还透露着一种希望普通民众顺应天命、听从教化、安于现状的顺民思想 媒介是承载信息的物质实体,是连接传播主客双方的“桥梁”。明清徽州地区乡约组织传播活动的媒介大多是以文字媒介和口语媒介为主,在徽州大大小小的祠堂里,由宗族主导的一些乡约组织将如明太祖《圣谕六条》、清圣祖《圣谕十六条》及一些家族族规家法加以演绎编撰,编成通俗易懂的文字制定成册分发给族众,或是在日常的乡约组织活动中通过约正口头向族人宣讲,族众必须认真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