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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作家中的四朵金花(下)“坐云看世景”的林湄 这一次，林湄以“荷比卢华文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出席香港会议。所谓“荷比卢”，亦即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我对陈若曦、尤今的大名，早就知晓。对林湄，却有点陌生。然而在会议期间，通过跟林湄交流，很快就熟悉了。尤其是她知道我来自上海，说自己曾经在上海生活过，当时她的家在上海余庆路。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从“荷比卢”缩小到同一座城市。一天早上，我在“月光光”餐馆用早餐，她坐到我的对面，跟我聊上海，聊人生，聊创作，她的坦率和真诚，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林湄出生于1945年，比陈若曦小七岁，比尤今大五岁。她像尤今那样有着雍容华贵、举止大方的风度，却有着陈若曦那样起伏跌宕、艰难曲折的人生 阅历是作家创作的“资本”。林湄用一句高度概括、浓缩的话，形容她的人生之路：“我先后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殖民地的香港和资本主义的欧洲生活。”三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人生经历，铸就了她与众不同的认识世界的角度、宽度和高度，造就了她的作品的错综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林湄原名林梅。上海著名画家刘海粟曾经以“林梅”的意境为她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岭上红梅得古馨， 高寒出手气无伦 万花敢向雪中出， 一枝独先天下春 早年在社会主义中国大起大伏的经历，给林湄上了人生的第一堂“基础课” 林湄原籍福建福清，出生于泉州的书香门第、华侨世家。就在她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时，一位领导看中她华侨世家的背景，力劝她到农村插队当农民，以树“典型”。天真烂漫的林湄听从了，来到福清音西公社插队落户，果真成了红色的“标兵”，人称“南方的邢燕子”（邢燕子是当时中国北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标兵）。十九岁的她，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谈自己下乡的体会，可谓大红大紫。林湄回忆说：“在我面前的都是鲜花，都是国家对我的期望和祝愿，我就好像被一条红锦带包裹着。”她也因此在1966年被保送到北京一所名牌大学 1966年是中国那场疯狂的“文革”风起云涌的年代。林湄在“文革”风浪中几乎沉没，因为她被诬指为“黑标兵”，从天上重重地摔到地下，从大红大紫跌为大难大悲。这是林湄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劫难 林湄不得不离开北京，颠沛流离于福建、广东、上海。幸好林湄有着家族的华侨背景，才得以跳出“文革”火坑。已经结婚的她，在1973年与丈夫一起从上海前往当时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从社会主义社会“跳”入殖民地社会。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1973年，陈若曦受不了“文革”的肆虐，也与夫君一起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港。她们当时并不相识 林湄在香港的命运是不幸的。花花绿绿的香港虽然没有红卫兵的狂嚣，却充满尔虞我诈的陷阱。丈夫的离去使她蒙受了一记重锤，她遭受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劫难。如她所言：“我是想做贤妻良母而不得，因为我丈夫不领情；他原来和我一样，也是很有理想的，但到了香港这个花花世界，一下就滑到另一个极端去了。”不得已，林湄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香港艰难度日。为了谋生，她当过金表厂工人、珠宝售货员、广告营业员，后来开始做生意。这时，她遭受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劫难――奸商把她仅有的一点积蓄全部卷走。她欲哭无泪 人生三劫，使林湄饱尝生活的辛酸，不过这也使她的思想迅速走向深刻，走向成熟。她是坚强的。每一回被命运击倒在地，她都勇敢地爬起来，又一次从零开始。她从小就喜爱文学，读小学时在两次作文比赛中夺魁，十三岁时便开始发表诗文。这一回在百般无奈之下，一无所有的林湄拿起了手中的笔。她先是到香港《经济导报》广告部工作，开始进入报界。翌年出任香港中国新闻社海外部记者，从此她在香港站稳了脚跟 林湄送给我一本她的人物特写选集《精神王国的求索者――文化名人采访录》，XX年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林湄告诉我，这是她在香港中国新闻社担任海外部记者时期写的。这本书在1989年4月曾经由香港明窗出版社以《文坛点将录》为书名出版香港版。这本书是林湄的成名作。翻开这本书，诸多名人的名字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巴金、丁玲、冰心、梁漱溟、冯友兰、俞平伯、钱钟书、夏衍、萧乾、冯牧、杨沫、王蒙、范曾、刘海粟、陈景润……林湄能够接连采访这么多大家，足见她作为记者的采访功力 林湄说及当时的采访经历：“最难采访到的是钱钟书先生，听说他连英国电视台记者的采访都断然拒绝了，可想而知，难度有多大。可是，他愈高贵独特，我愈想谒见。适巧遇到与他有交往、任职《文艺报》副总的吴泰昌先生，经他帮忙，我们做了不速之客。没想到，一切顺利，事后才知道，这是钱钟书平生唯一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 钱钟书笑称林湄的采访是“瓮中捉鳖”，林湄就以《“瓮中捉鳖”记》作为钱钟书专访的标题。在采访中，林湄问钱钟书如何看待诺贝尔文学奖，钱钟书反问她是否知道萧伯纳的话。钱钟书依然保持幽默调侃的语调：“萧氏说诺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