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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外传播中的智库运作及其启示美国非常重视外宣工作中的智库运作。智库的成员通常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他们都被认为是较具有独立性的有自主判断能力的社会精英。因此，智库交流是一种高层次的人际传播方式，同时又能对大众媒体产生影响，是对外传播的重要部分组成。 政府、智库、基金会：美国外宣体制中的三驾马车 政府与民间智库和基金会的密切合作，是美国对外传播的一个鲜明特色。早在1948年初，美国国会通过有关外宣的“史密斯一蒙特法案”(smith-Mundt Act)就明确规定，要最大限度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只要民间组织能做好的活动，政府部门就不应介入。大量事实表明。在对外宣传方面，美国政府和各类民间智库、基金会在经费提供、政策制定，甚至人事任命等方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往往委托民间智库先期进行充分调研并提交政策建议。这些建议成为重要的决策依据，有时能产生决定性影响。例如，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曾委托布鲁金斯研究所对美国新闻署的组织管理进行研究。尼克松总统任内，美国对外宣传咨询委员会与美国对外教育文化咨询委员会共同委托乔治城大学的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主持，设立由十几名来自民间机构的知名人士组成独立的对外宣传教育文化委员会(即“斯坦顿委员会”)，就美国的外宣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展开全面调查，该委员会结合长期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对美国外宣战略及具体运作策略提出全面建议，成为福特和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外宣政策辩论的重要基础 各类民间基金会直接资助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成为美国外宣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据统计，美国目前比较活跃的民间基金会超过6万家，资金规模超过1630亿美元，美国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的投入主要来自这些基金会。此外，基金会还为美国国内从事外宣调研的重要智库提供经费支持。在价值观念方面，美国主要的民间基金会与美国政府所要推行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福特基金会在世界范围内资助了9000多个机构，该基金会宗旨中的第一条就是推广美国式的民主价值理念 美国外宣主管部门与基金会、智库之间的人事交流非常密切。肯尼迪就任总统后，在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国际教育研究所等机构的推动下，国务院新设了主管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出任这一新职的菲利普上任后，美国各外宣机构在对外英语教学、文化展览项目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加强了，在夏威夷设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的工作也有了明显改善 在相当多的国家，当一项信息被受众认定为是来自外国的“官方宣传机构”时，其产生的效果总是要打些折扣的；相反，来自民间机构的信息往往被认为更客观可信。因此，在传递美国政府的立场时，具有一定“公信力”的民间知名人士的作用就非常大。美国新闻署的一份内部报告指出：“美新署应当让美国国内的知名机构到国外发挥影响，通过它们来表达美新署所要表达的主题和目标，并且要尽可能地引用非官方的消息来源来支持其观点。”因此，为了加强宣传效果，美国政府拐弯抹角地设立了一些以“民间”形式对外运作的智库 里根政府时期，成立于1983年的全国民主基金会，对外声称自己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非赢利组织，目的是“在全世界通过个人、非政府的努力来支持民主体制建设”，实际上其经费主要来自美国联邦政府。全国民主基金会由分别代表民主、共和两党的董事会管理，其资金作为美新署预算的一部分每年由国会批准，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政府机构，是美国政府推行对外政策的白手套。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流向共和党下属的共和党国际事务全国研究会、民主党国际事务全国研究会、国际私人企业中心等“民问”智库，再通过这些智库去资助世界各地的持不同政见的组织和个人。1993年4月，克林顿总统任命约瑟夫 此外，智库还为美国对外传播机构之间的理念交流和业务研讨提供了很好的沟通平台和智力支持。比如，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就曾经把美新署及其下属主要媒体机构、国会、国务院、国安会、中情局等政府机构，以及美国国内涉及对外传播的主要民间智库和基金会的相关主管召集在一起，研讨美国在开展对苏联宣传方面的利弊得失。这种由民间智库主持的外宣研讨活动，虽然离不开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但由于少了官位等级的束缚，其成效往往比政府内部的研讨更为明显 智库与美国舆论 早在1954年，美国新闻署委托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最有效途径是通过外国的舆论领袖，即所谓的舆论精英，而非一般大众。因此，美新署要时常对外国的政治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进行评估，以确定舆论领袖的范围。他们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在内，真正主导舆论的人群不会超过总人口的5％，另有10％的民众起着某种配角的作用，剩下的85％都只是盲目追随者 反观美国国内，智库无疑是精英舆论的代表者。它们出版各类文章、书籍和研究报告，有的还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