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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古今之变 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　作者：盛洪 摘要 重视习惯和传统有更重要的含义，即从它们是众人互动产生的而言，如同自然力一样，就不是被一两个政治王朝所能改变的;而“志于道”的“士”则更以这些礼为基础，以其聪明智慧创造出了傲视帝王的文化传统，也决非世俗政权用政治强力所能扭曲。 　　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解，多以为是发愤励志之言。最近读来，似乎还有深意。这里面包含了太史公对历史的深刻洞见，至今人们并未领悟。比如“通古今之变”。其中之“变”是演变之变，而不是新与旧的断裂和截然对立。所谓“古今之变”，就是今是从古演变而来，这之间是连续的;就像今天是昨天演变而来的一样。无数个昨天和今天构成了从古到今的时间过程，而无数个昨天和今天的微小变化，构成了古今巨变。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所谓“通”，首先是“说通”古今之变。而作为历史中人，“通”就意味着“走通”或“打通”。说通和走通并非自然而然，许多时候是“不通”。所谓“说通”就是要能解释人类历史是如何演变的，什么样的变化才是“走通”古今的“好”的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其实只是灾难。最重要的，是能否按照说通的历史走通历史。迄今为止，人类的主流理论似乎并没有“说通”。这是因为，历史所吸引人们眼球的地方，往往并不那么重要，而真正重要的地方却往往隐而不露。 　　吸引眼球的是那些重大事件，战争，革命，流血和死亡。一句话，与暴力有关。况且在人类早期，人们还没有记录历史的习惯，偶然有些重大事件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加以记录，因而后世看到的“历史”，多是这类事件的历史，充满了戏剧性，充满了史诗般的英雄主义，也展现了丰富的维度。仅从审美角度，也会吸引后世学者的关注。有些事件后面，会有一个新的国家诞生，或有一部新的法律颁布，也给人以深刻印象，这些新的制度好象是这一暴力事件的结果。 　　因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是由那些重大事件构成、划分和解说的。大意是说，历史是决定于那些标志性的事件。由于这样的事件发生，新的伟大理想才得以实施。而伟大理想来源于一些高妙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与历史及其传统无关，而且很可能是在批判它们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历史观被称为宏大叙事，它也塑造了我们的头脑。使人们一直幻想着以这样的模式去创造历史，很少想到这可能是错的。因为就我们的性情来说，我们也充满着战斗激情，也希望置身于一个伟大事件之中，甚至成为这个历史转折点的中心。 　　但这种历史观其实经不起质疑。实际上，如果历史要主要靠暴力推动，暴力的结果一般不会使人们发现更好的制度。这是因为，据布坎南，好的制度应该获得相关各方的同意。这就是著名的“一致同意原则”。同意的意思，就是认为这项制度变革对自己有利，至少不会伤害自己。显然同意的人越多，获益的人越多。一致同意，就是没有人受损。所以在布坎南的早年，他将制度变革的正当程序仅限于一致同意原则，因为这自然会导致“帕累托改进”。很显然，同意就是自愿，暴力过程不符合这个原则，暴力的胜利者一般不太会征求暴力弱势一方的同意;一方以损害另一方而获益的制度一定不是好的制度。 　　暴力结果的不确定性，并不在于掌握暴力优势的人是否是“好人”。对于理性有限、德性也有限的凡人而言，好人、坏人没有那么绝对。“好人”在一个掌握别人生杀大权的情境下，通常是缺少定力的。例如吕大城大屠杀告诉我们，犹太人在具有暴力优势时，他们对待阿拉伯人的方式与当初德国纳粹对待他们的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那种好人打坏蛋的故事只是童话。这就是为什么近代以来，那些高举正义旗帜的暴力行为，不仅过程血腥残酷，而且导致的制度结构甚至是倒退的。 　　那么，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社会到现在是改进了的话，是靠投票实现的吗?应该说，很少。在现代，投票是另一个吸引眼球的重大事件。正是因为，公共领域的投票是很少的，往往几年才一次。这也不足以解释连续性的制度变迁。而真正普遍发生的“同意”，是众多民众之间的日常行为。最为典型的，就是市场交易。正是交易，或其制度结果——合约，是那个历史中隐而不见的真正动因。 　　谈到合约研究，我们发现，这正是张五常教授对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贡献。早在撰写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时，五常教授的初衷是想证明分成地租合约与固定地租合约一样是有效率的;不过他实际上发现了更一般的结论，在一种产权制度下，可以有多种合约形式;而在现实中的合约形式都是有效率的。反过来说，在同一种情境下，不同的合约形式的效率则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产权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合约方式也可以提高效率，达到与产权改革相近的结果。 　　这个结论有什么意义呢?要知道，制度安排有不同，而不同制度安排的变革也不相同。最重要的，就是改革的成本不同。而这种不同，不是要多付出的多少成本，而会因为改革成本过高，而使改革无法实现。据诺思教授，有两类制度，一类是基础性制度，一类是次级制度。前者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