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田洋次 庶民精神的胜利.docVIP

山田洋次 庶民精神的胜利“他的影片内容就是普通日本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他的影片形式就是普通日本老百姓的日常活动空间” 6月7日，山田洋次来到北京，出席中日联合举办的导演50周年纪念展映。他穿着黑色长衫，戴着黑边眼镜，一头灰白的长发。平易近人的姿态如同他的作品本身 两个多月前，日本遭遇9级强震。已过耄耋之年的山田洋次曾第一时间在《朝日新闻》上撰文《用想象联接》：“我在想，如果寅次郎经历了这次地震，他会说些什么，又会做些什么呢？” 他回忆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他在神户市长田地区拍摄的情景。因房屋被毁而无家可归的受灾者对他说：“希望寅次郎能来这里看看。” 开始，山田洋次感到为难，他觉得像寅次郎这样没有责任感的男人，不可能将他放在受灾地区。但是，后来陆续赶来见他的长田人都不约而同地说了下面这番话：“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加油的口号，也不是挺住这一类的激励，而是能在我们身边陪我们一起哭，时不时说些有意思的话，逗我们笑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寅次郎。” 听了这些，山田洋次最终决定在灾区拍摄。正如同面对这次大地震，山田洋次承诺：“我要努力发挥自己贫乏的想象力，继续想象灾区的难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彼此连接起来。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这些。” 法律系学生当了导演 山田洋次对难民的生活记忆犹新。二战时，山田洋次的父亲是“满铁”的工作人员。日本战败后，一家人从中国大连被遣返回日本。此后，父亲一直失业在家，山田洋次不得不一边赚钱一边上学 1950年，山田洋次考入东京大学法律系。在校4年间，日本政府从战后民主主义倒退，警察进驻东大以及日共分裂造成的学生自治会纷争，都使他倍感苦恼。童年远离故土的经历，使他对日本既有一种疏离感，却又极欲与之亲近。对日本的现实和传统，山田洋次始终抱着较为冷静的态度。他没有参加任何学生运动，只加入了电影研究社。尽管他后来承认，参加电影研究社，并非出于对电影的抱负，只是排遣苦闷而已 1954年，山田洋次考入松竹电影公司。那时，由于就业困难，很多人被电影业的繁荣所吸引，报考松竹副导演的竟有XX年轻时也不喜欢小津，嫌闷，觉得应该拍像黑泽明那样的电影。”山田洋次回忆说，“但进了松竹，不知不觉就受影响。日本人的性格在小津的电影中表达得很清楚，而这是我最感兴趣的。” 和山田洋次一起进入松竹的，还有大岛渚。大岛渚才华横溢，从一开始就确信自己将来会成为大导演，而山田洋次却并没有当导演的抱负。大岛渚写剧本时往往先定主题，再树立人物和场景，显得很有气魄，而山田洋次只能写一些随处可见的，例如面条铺的姑娘和菜店的小伙子谈情说爱的剧本，总让大家瞧不起 他一度陷入苦恼，直到结识作家早已女胜元。他安慰年轻的山田洋次说：“我也和你一样，只会写些平凡的故事。可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平凡人的不平凡 在山田洋次看来，创作上最重要的是强烈的创作愿望。“所谓的创作冲动，本来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他说，“它是暧昧的、朦胧的，一种难以言喻的在心灵深处翻滚的强烈创作愿望。” 他讲到自己拍电影《家族》时的情景。拍这部电影5年前的某日，他在东京郊外的车站等车。当时正是白天，他看见一个建筑工人模样的大叔站在小卖部前喊道：“给我来瓶烧酒。”小卖部不卖烧酒，他最后买了一小瓶廉价的威士忌。他回到月台，那里还有两个小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和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少年。他们带着大件行李等着电车到来，就像是一家人正在迁居他处的途中 车来了。两个女孩跪在座位上抓着窗子的扶手，车一启动就叽叽喳喳地喧闹起来。那位大叔取出一个纸袋，从纸袋里抓了一把脆薄饼递给女儿们，自己也抓了一块，打开威士忌小口小口地呷起来。乘客们都以好奇的目光看着这家人，而那少年独自站在离家人稍远的地方，把头扭向一边，好像表示和这个有失体面的家庭毫不相干 山田洋次后来下了车，可是见到的这个家庭却和《越境者》一样，无法从脑海中抹去 当时，正值煤矿纷纷倒闭，有不少失业家庭，千里迢迢前往北海道开辟新生活。山田洋次想拍这样的影片，可他知道，在寅次郎一炮打红之前，拍摄《家族》这样一部平淡无奇的影片，必然会得到“别异想天开”之类的答复。他把《家族》的想法压在心底，毫无指望地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拍成，甚至过了4年也没有放弃夙愿 “4年来，这个故事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山田洋次说，“连那些细小的情节也渐渐丰满清晰起来。”与此同时，由于在公司里逐步树立起威信，山田的夙愿终于在5年后的1970年得以实现 影片《家族》上映后立即获得强烈反响，取得当年《电影旬报》十佳影片奖的第一名。从此以后，山田洋次除了每年推出两集《寅次郎的故事》之外，便潜心构思自己想拍的影片。1972年，他推出《故乡》，获十佳的第三名和菊池宽奖。1977年，《幸福的黄手帕》获得十佳奖的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