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 《艳阳天》差点被埋没.docVIP

浩然 《艳阳天》差点被埋没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又想当官又想创作是不行的，不能脚踏两只船。 10年前，我曾3次在河北三河采访浩然老人，基本上都是上午9点多开始，老人坐在寓所二层书房大书桌前，大致按着事先设定的范围做专题讲述。老人记忆甚好，不需我做过多的提问，他就能说清事件的来龙去脉 作为一个注意观察生活的作家，他很注意钩沉一些细节，复述一些十分珍贵的当年现场对话(譬如江青派他和诗人张永枚慰问西沙军民的场景)。这些历史旧事，在他的内心里沉淀许久，也压抑了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 面对玻璃窗外还算整齐的县城大小建筑物，老人在中午休息后能一直讲到傍晚5点多。看着融入夜色的老人的脸，藏在内心多年的文学和政治的疑团在这暮色苍茫的场景中生发开来，构成了我一生中最渴望时间停滞下来的时刻 每次离开三河，老人总是执意站在门口，看着我走远了才回屋。临别时他总说，下次可以谈得再从容一些，再好好谈几个问题 从高速公路驱车回京需一个小时，高速路没有路灯，夜色显得浓厚，各种车辆争先恐后地往京城方向奔走。靠近城边，慢慢地可以看到北京城区耀眼、浮华的灯光群，像一个充满无尽魅力的巨大容器。三河那样一个偏僻小城，其孤寂与京城的繁华，真有天壤之别，而浩然几乎是自我放逐到小城的，抱定决心与过去的一切割离 他说：我不愿住到城里，住在文联宿舍不愿见人，老是低头走路 背着过去的包袱，老人没有走出十年浩劫的阴影，在人与事的许多枝节上没有求得一个彻底解脱。他来北京，有时开个会，有时为多病的老伴求医抓药，总是当天返回。文联宿舍的熟人们很难见到他，只知道他在三河写书、扶助冀东文学新人等等，“文革”的相争及清查的往事渐渐变得模糊，甚至偶尔提及都有一种不真实之感 他的内心还是牵挂城里的一切，视野放及世界。记得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最近文艺界有无大事?”我说：“作协刊物要断奶。”他停顿一下，若有所思地说：“《北京文学》还能凑合，有董事会。”他任过几届《北京文学》主编，这种牵挂就变得很实在 有一次闲聊到某个邻近国家的做法，他愤而说道：“他们还是老一套。” 这也是一种态度，间接表明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满意度。他诚恳地说过“不搞改革开放是不行的，要不人心会涣散的。”他对冀东大地上的变化是满心欢喜的，只不过对当地一些暴发户的做派看不惯，闲谈时多有愤激之言 《艳阳天》差点被埋没 长篇小说《艳阳天》在“文革”时几乎家喻户晓，但它的出版却有一些小波折，让当年创作势头正旺的浩然碰到一点小挫折 1998年11月27日，浩然在三河寓所谈了这段出书的经历，后来因为诸多原因，我没有引用到《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一文中。现在根据当时采访笔记，引述如下 60年代初，我已经写了很多作品。入了中国作协，到《红旗》杂志社当编辑。当时不少作家都在西山八大处写书，如张长弓、杨沫、刘知侠等，我记得杨啸就在写《红雨》 我在八大处写完《艳阳天》初稿。就给出版社打电话，请他们来看看。当时他们经常上山来看东西，譬如看李准、徐怀中的作品。而他们这次就不同，说你送来吧，不愿来取。我就利用一次下山进城的机会，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瑞芳的爱人严励是上影厂的编剧，他想改我的短篇《朝霞红似火》，就让我去上海参与改编。在上海期间忽然接到《收获》以群的一封信，说《收获》要恢复，人文社把《艳阳天》书稿给他了。我知道了很恼火，人文社的人没有看书稿，就把它推给《收获》，他们就认为我没有生活，写不出好稿子。这部书稿别人看过，任彦芳几人看过都叫好，而出版社的人就没有看稿 以群后来来找我，他喜欢《艳阳天》，他要把陈登科的《风雷》临时撤掉，换上《艳阳天》，希望我抓紧时间改改 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要跟北京的人文社合并，成为人文社的分社。我就趁此机会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写信，要把书稿给分社。过几天人文社专门来了一个人，到上海找我，说北京重视《艳阳天》，要出 我回北京时。出版社还去机场接我，到家中看我，我很冷淡 当时有话传到我的工作单位《红旗》，都是出版社说的，说我去了一趟上海学坏了，竟敢对编辑说要撤回稿子。出版社要我下去参加“四清”，我仗着年轻气盛，不去，就请假到西山改《艳阳天》 跟人文社闹了那么一场，出书不易 最近我遇见浩然口述中提到的老诗人任彦芳，他也证实当年《艳阳天》原稿确是压在一堆书稿的下面，编辑都没有看过。在长影厂任编剧的任彦芳执意要把书稿借回去阅读，从一大堆书稿下面费力地搬出来。任彦芳回忆说，看完后我们还给编辑时，对稿子赞不绝口 《艳阳天》当初的冷遇跟后来的红火一对照，难免会给浩然带来一点沉郁 躲江青 在采访浩然的过程中，他在“文革”期间所采取的躲避办法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一些文艺界老人说，在“文革”复杂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