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镌刻于心头的精神雕像.docVIP

一尊镌刻于心头的精神雕像一 樊骏先生虽然离开我们渐渐远去，可我对他的思念却与日俱增。穿越时空距离，记忆中的一些往事，总是不时地浮现眼前。甚至，这些记忆碎片还会变得格外清晰。无论人品、学品，樊骏都是一位值得认真解读的人。樊骏的文章中，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总是和谐地统一于一个内在结构之内，文字中有着含而不露的思想光芒，隐而不彰的理性内核。他的行文有时不免略嫌持重，拘谨，但总的来看却自如舒展，独具气象。樊骏一生的学术实践，在现代知识界具有某种恒久的示范意义 在XX年代中期我和他的一次交往，至今仍记忆犹新。1986年，我正在撰写《中国解放区文学史》。这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分期问题研讨会上，我作了题为《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文学运动――中国工农兵文学运动史提纲》的发言。会后我把发言稿送给了樊骏，请他随手翻翻，提点建议。学术研讨会结束前，他跑到我住的房间说，“会务忙（樊为主持人之一），没有及时和你交换意见。文章我认真看了，现在来说点具体意见”。在这次谈话前，我们在各类学术会议上，虽然经常碰面，但多止于寒暄。这次坐下聊天，他语调平缓诚恳，全没有想象中学会领导者的姿态，几句话就把我们感情上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记得当时他直率地说：你的文章写得有些新意，这一类文章《丛刊》需要，准备采用。可文章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打磨、推敲。他举例说，文章把工农兵文学运动的发展过程总结为四个时期，把前两个时期概括为诞生期、发展期可以成立；对后两个时期的概括则容易引起误解。不宜使用“萧条”一类的字眼。要从学理上把问题说透，命名上不必锋芒毕露。还有，有些段落行文太直，讨论问题的时候文字要有张力，磨掉些火气。樊骏的话确实击中了文章的要害，我听后心悦诚服。从北京返回学校后，我对文章认真地修改了一遍，并于春节后寄给了他。1987年4月25日，樊骏给我来信说：“大作经过多次修改，可能磨去了一些锋芒，但弱点也淡化了些，已发在《丛刊》第三期上（秋后出版）。文章并不是很理想，却是需要的，而且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衷心感谢你的协助。”对于是否继续从事解放区文学研究，我思想上当时有所犹豫，在寄稿件时曾经对他提及。针对我的想法，他在信中劝我：“你还是应该将这个工作坚持下去，不但要做出成果来，而且要是好的，丰硕的成果。听说下个月要隆重纪念《讲话》发表四十五周年，解放区的文艺传统必然再次得到强调。当然，政治上的提倡并不一定能够导致科学上的进展，往往既有利（受到重视）又有弊（受到约束）。但无论如何，足以说明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樊骏还特别提醒：“王瑶先生同意，请你在今年秋后学会的年会（讨论抗战时期的文学）上，就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作个重点发言（半个小时）。你这些年专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不应该有什么困难，请勿推辞，并希望能够及早准备。”1959年8月至1960年7月，我师从王瑶先生在北大进修。对于王瑶先生的意见，我当然会尊重照办。在那年秋天召开的现代文学年会上，我按会议安排做了三十分钟的发言，题目是《期待着深化的研究领域――解放区文学研究断想》。{1}1988年，我和另外两位朋友合著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也正式出版。{2}我能够把解放区文学研究坚持下来，樊骏的帮助功不可没 二 以北京那次谈话为契机，我和樊骏的交往逐渐密切起来。1992年秋天，河南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在开封召开了19-XX年冷的沉寂之态，以及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严谨、求实的学风。”③樊骏在会上作了《关于近一百多年中国文学历史的编写工作――为祝贺〈19-XX年4月25日樊骏的来信中，他对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就有过特别的关心与期待。信中说：“听说贵校毕业生近年来报考现代文学研究生的，专业课成绩不错。听了很高兴。希望你们为培养这门学科后备力量作更多的贡献。” 怎样“为培养这门学科后备力量作更多的贡献”？这也正是我们学科点试图解决又感到茫然和困惑的问题。樊骏的话，促使我们对问题进一步深入思考，认识到一所地方学校在后备力量培养上，既要振作精神，以一种不服输的心态立志自强；同时，也要开阔视野，主动加强学术交流，借助京、沪等地学术资源丰厚的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的力量充实自己，获得他们在学科建设上的指导和支援。说办就办，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聘请樊骏担任河南大学的兼职教授 我们深知，樊骏虽然为人低调谨慎，可他善良，诚恳，有一付热心肠，乐于助人。只要我们把师生对他的期待说清楚，他就有可能向我们伸出援手。最后，我们终于说服了樊骏，他表示愿意为学科点建设助一臂之力。1993年正式聘任后，樊骏尽职尽责，每年都短期来校讲学，为研究生开专题课，主持开题报告，指导毕业生的论文写作。他严于律己，诚实守信，备课十分认真。樊骏开设的专题课，如《论老舍之死》、《论现代文学研究家》，开讲后都获得了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