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契丹族有了分子意义上的后裔.docVIP

当契丹族有了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导语：当历史插上高科技的翅膀做了一次昂贵的旅行，所有的争论都划上了句号，分子考古学为契丹族失踪之谜找到了一个准确的答案。在三年论证之后，人们比不知道结果前更加困惑 当社科院的刘凤翥教授着手开始用分子考古学研究契丹族消失之谜时，绝对没想到他的研究最后会变成让国家民委头疼的一个问题 拥有219年辽王朝历史的契丹民族突然在明史记载中消失，一直是令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的中国历史之谜 DNA帮助刘凤翥解决了这个困惑：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现在分属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 一直自称是契丹后裔，要求澄清他们的来历。事实上，此前关于达尔斡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莫衷一是 利用DNA技术研究民族源流问题是新兴起的尖端科学。在云南保山的5个小村庄，研究小组人员们取到了“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郝峰取到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头骨、牙齿；从内蒙古莫力达瓦旗和其他旗、县取达尔斡、鄂温克、蒙古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经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得出了结论：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后裔 十分重要也是最大的难题是要证明实验所获得并进行分析的是古代契丹的DNA的确是古DNA，而不是污染物。因为古生物遗存中的有机物经长期降解已保存无几。实验只能在有限的DNA中复制扩增并排除污染。课题组的刘春芸教授说，虽然这次分子考古的实验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分成两组人马来做，每一步都进行了阴阳性对比，可还是没能严格按照国际上权威的分子考古――尼安德特人的分子考古法来执行实验 刘凤翥说：也不能过于简单地来看民族源流问题，由于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经不存在。经过民族间不断的迁徙、融合，现在的契丹后裔都是不会说契丹话也不会写契丹字的后裔 也就是说，如果结果准确的话，契丹族只是有了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这辗转三年，国家拨款十万余元的科学结果，确实为“本人”的上访提供了坚定的证据。10万人的数据显然要比56个民族中只有2312人的珞巴族（1990年）要大得多，高科技成果把国家民委转换成了消防队员角色。因为毕竟，要在国务院1979年宣布的56个民族这个定论中作改动并不像修改“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歌词那样来得简单，而这种改动所带来的各种经济、政治问题远要比利用高科技来证明契丹族的族源复杂得多 刘凤翥这样解释：“我们只是纯学术讨论，只支持真实的历史，不支持民族识别。”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金锋说他的研究也曾在网上遭遇类似尴尬 XX年5月，国际分子生物学和进化学领域重要刊物《分子进化》（Molecular Biology andEvolu）上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成果：我国XX年前的古代人群中包含与现代人群血缘关系完全相异的群体，其遗传结构与现代西亚地区的人群更为接近。结果在网上遭到了一块块迎面飞来的板砖――“我们的祖先怎么会是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怪物！”“你们是吃饱了没事干――撑的！干些莫明其妙的事情。” 金锋的观点是，表面上看，这不是一项直接体现经济效益的基础科学研究，但对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人类进化的预测有重要的作用。人类的起源、迁徙、分散、隔离、混血、融合、朝着多样化方向进化，最后如何等等很多方面对我们都还是不解之迷。就像对宇宙和行星的关心一样，我们不仅想知道我们从那里来，还关心到何处去，因为分子的产生和进化如同宇宙一样有规律可寻 其实，困惑本身就是一种结果，新历史的新尴尬也是人类思维的尴尬，在陈旧的历史被不断刷新后，我们的选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