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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和解中制度利益的缺失摘 要：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有个案利益与价值的“好用”制度，并不等于其制度层面经得住合理性考验。刑事和解作为个人追诉主义的复归所导致的刑罚的不确定性将直接造成刑罚一般预防目的的式微，最终将导致整个刑法体系的崩溃和法治区别于人治的本质精髓的衰退。因此，仅仅根据其个案价值，刑事和解不能上升为制度上经得住正当性考验的合理体制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利益；刑罚一般预防 中图分类号：D91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XX年来，在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掀起了一股热潮。所谓刑事和解，根据学术界通说，一般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1]。是通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形成谅解、达成一致的私利合作方式来获得对加害人在定罪量刑上的轻缓化或去刑罚化的处理结果。这里的和解的主体为加害人与被害人两个私权利主体，不探讨国家公诉机关与被告人就被告人刑事责任以协商交易的形式达成刑事和解的公力合作模式。① 二、刑事和解的利益基础 刑事和解作为中国本土化的产物，不是经由理论建构而走入实践的，而是在司法实践中自发生成的刑事案件解决模式。②其产生和发展有着现实的利益基础，对于被害人而言，通过加害人的认真悔过、赔礼道歉可以减轻其受犯罪侵害的心理伤痛，与此同时，加害人对被害人物质损害的赔偿可以更现实地解决被害人的现实困境和需要。基于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率低下的现状，对被害人的物质补偿能更有效地实现；对于加害人而言，和解意味着刑事追诉的终止或刑罚的减轻，通过民事赔偿减免刑事上的责任，免受牢狱之灾的痛苦，对其有如重获新生；对于公安司法机关而言，通过刑事和解结案可以分流案件、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和司法资源；对社会而言，以平和方式解决刑事纠纷有助于化解矛盾，恢复犯罪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破坏，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概言之，对于刑事诉讼参与各方，刑事和解制度均能产生现实可得利益，正如有学者所言之“利益三方共赢”[1] 三、刑事和解中被忽视的刑罚一般预防 上述利益产生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案件的成功和解。也就是刑事和解在个案中完满实现了，在此基础上总结每个成功和解了的案件所带来共性的利益和好处。显然，刑事和解在这里带来的利益是针对于每一个具体案件的，是个案层面上的利益价值。而从每个具体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产生的好处来衡量和论述刑事和解作为一项制度本身的价值和好处，显然是从个案的角度来评价一项制度的价值。然而，个案利益是否必然等同于制度利益？多方利益共赢在个案层面上实现了是不是意味着从制度角度看，与该项制度有利害关系相关各方都能有所裨益？基于利益角度支持刑事和解的论者显然忽略了这个问题 事实上，个案利益并不等于制度利益，一项案件解决方式的个案价值也不必然代表其制度价值。目前，学界对于刑事和解制度持支持态度的观点和理论都在从个案的层面分析制度的合理性和好用性，而没有看到作为制度本身，刑事和解的推行和适用可能引发的重大问题，其引发的问题之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刑事和解的适用将会造成的刑罚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对整个刑罚一般预防功能的破坏，进而造成整个刑罚体系的解构，最终导致法治区别于人治最本质精神的衰退 为什么要有刑罚，刑罚的目的是什么，这是自刑罚产生以来应该考虑的首要和最基本的问题。关于刑罚目的的研究也是刑法学界最为核心的课题。①一般而言，刑罚的目的主要包括两个：一是报应，二是预防。②报应目的论是刑罚目的最传统和基本的学说。该学说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报应，犯罪是恶行，恶行应有恶报，而刑罚是给人痛苦的手段，因而作为恶行（犯罪）的恶报。报应论是古老的正义观念，强调犯罪就应该被惩罚，以此就是对正义的实现。“因为有犯罪而科处刑罚”是报应论的经典表达。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古老的报应刑理论逐渐显示出弊端而不为人们接受，以预防为目的的新的刑罚目的观开始产生并占据主流地位。刑罚的预防作用是指刑罚不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惩罚犯罪，刑罚的意义在于防止未来犯罪的发生而惩罚犯罪。正如近代刑法学的奠基人贝卡利亚所言,“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犯罪再重新侵犯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2]42刑罚的预防作用包括对被实施刑法的人再犯罪的预防和对其余未犯罪的人的预防。前者是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后者是一般预防目的。与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相比，一般预防是刑罚预防中的关键和重心。一般预防的对象是被科处刑罚的人以外的人。对除犯罪人之外的人，刑罚一般作用体现为威吓，即通过刑罚的威慑作用，预防尚未犯罪的一般人实施犯罪。其逻辑根据如下：由于人都是趋利避害的理性动物，之所以人会犯罪，要么为追求犯罪带来的利益，要么为减轻不犯罪带来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