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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在我国南方，属于更新世中期的遗址首推贵州黔西观音洞。”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是我国长江以南材料最丰富、最有代表性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也是我国目前发的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之一，被命名为“观音洞文化”，与北京周口店文化、陕西西侯度文化交相辉映，形成三个不同的文化区，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三个重要类型。 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位于黔西县城南30公里的沙井苗族彝族仡佬族乡锦山村。洞由石灰岩构成，高出洼地15米，海拔1450米左右，主洞长90米，宽2-4米，支洞长5米，宽1-2米，因洞顶在堆积过程中坍塌，含旧石器的堆积物主要在洞外。1981年9月和1982年3月，被县政府和省政府先后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在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发掘以前，贵州史前的历史是一片空白，自从发掘以后，贵州的历史便可上溯到距24万年以前，从此告别了“不毛之地”的记忆。 196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贵州省博物馆在裴文中先生的领导下对观音洞文化遗址进行试掘，裴先生随后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上发表了《贵州黔西观音洞试掘报告》，认为这是“我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之一”，它的石器加工特殊，文化独具面貌，“对于研究我国旧石器的起源和发展，研究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活动，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至1973年止，在前后9年的时间里，对观音洞的陆续发掘都不断有新的发，共获得4000多件石制品和东方剑齿象等23种哺乳动物化石，而且是中更新世晚期的遗物，用铀系法鉴定，年代为距4万年至18万年。 黔西观音洞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与其他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相比，显得迥然不同，主要表为：第一，无论是石片或石核，大多经过加工，所以人工台面多，天然台面少。加工的方法，以锤击法为主，而比较原始的碰砧法已退居第二位，这说明技术上提高了一步。第二，在观音洞发的石制品中，石器大约要占65%，这就是说，绝大多数的石片和石核都被加工成了石器，其利用率是最高的，尤其是石片被充分利用了，这在我国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中，成品率是最高的。第三，石器大部分使用石片制成，以刮削器为主，间有端刮器、砍砸器、尖状器和少量凹缺刮器和雕刻器，形制的多样是很突出的，而且石器的修理也有多种方法，以单向加工为主，复向加工次之，此外还有错向加工和交互打击等法，这在国内同期遗址中是少有的。第四，由于当时工具制造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表为生产程序上不固定，加工技术很不熟练，产品自然比较粗糙，器型虽然繁多但不稳定。 观音洞出土的石制品分为三大类，即石核、石片、石器。石核绝大多数是单台面、双台面和多台面的，台面角最大90°，最小50°。其长度在20~100毫米，显然是经过人类加工过的。石片形制多样。包括天然台面石片、素台面石片、小台面石片、有疤台面石片、有脊台面石片和修理台面石片6种。以人工台面石片居多，据分析，主要是用锤击法生产的，少数用碰砧法。石器多用石片制成，个体大小悬殊，器型也较复杂，80%以上是刮削器，其次是端刮器、砍砸器、尖状器，还有数件凹缺刮器和雕刻器。毫无疑问，这是人类早期的活动遗迹，属旧石器时代早期，这时的人类还处在“晚期直立人”阶段。裴文中先生将他们详细比较之后，认为观音洞的石器，既是“与欧洲大陆的旧石器文化不相同的一种新的文化系统”，又是“与中国已知的北京猿人文化也很少有相同之处”，正是因为差异明显，代表旧石器时代早期“不同的文化类型”，所以，裴先生把它称为“以石片工具为主的小石器文化传统”。 意义：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它不仅展示了贵州远古时期的开发情景，而且是我国南方最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裴文中先生认为，这是“我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之一”，它的文化面貌独特，“对于研究我国旧石器的起源和发展，研究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活动，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以白寿彝先生为总编的《中国通史》，对黔西观音洞文化有几句很有分量的话。其一是说：“在我国南方，属于更新世中期的遗址，首推贵州黔西观音洞。”其二是说：观音洞石器“加工之细致和方法之多样，为同期各地石器之冠”。这几句中肯的评语，充分体现了黔西观音洞文化在南方和中国的重要地位和科学价值。 观音洞以其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引人注目，在全国与北京周口店、山西西侯度鼎足而立。专家们经过大量比较，认为黔西观音洞文化是有别于其他文化系统的另一种类型。不但是“与欧洲大陆的旧石器文化不相同的一种新文化系统”，而且“与中国已知的‘北京猿人’文化也很少有相同之处”。《中国通史》把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分为三种类型或三个古文化区：第一个文化区是以山西的西侯度和河文化为代表，第二个文化区是以北京周口店为代表，第三个文化区则以贵州黔西观音洞为代表。这就是说，在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