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的转型与发展.docVIP

　　关于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的转型与发展 论文摘要：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受后发效应的影响，此类院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依附地方政府办学、依附重点高校发展的弊端。要实现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型再造，围绕地方应用型大学的地方性、专业性、应用型、行业性、通识性等五个基本特征进行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心城市大学；应用型本科；转型再造；可持续发展 　　 　　如果以1980年8月金陵职业大学的创办为起点的话，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我国中心城市办学运动，至今已发展了30年。30年的曲折历程，可明显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前15年为创业期，中心城市大学从无到有，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至1993年，全国共有此类院校151所（其中本科院校9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1080所的14%。[1]后15年为发展期，中心城市大学从小到大，纷纷通过合并、升格、提升办学层次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心城市本科院校。本研究主要以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为对象，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视角，集中探讨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试图从一个侧面提出：应用型本科院校是此类院校从弱到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 　　 　　1978年后，改革开放释放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活力，江苏、广东等沿海城市崛起了一大批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地方高等教育事业提出了迫切要求。于是，从沿海到内地，一大批由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城市、地级城市为主的中心城市举办的地方高校应运而生，甚至像江苏沙洲这样的县级城市，也办起了全国唯一的一所县办普通高校——沙洲职业工学院。“办自己的大学”，成为各中心城市政府的共同愿望。中心城市高校以培养地方经济社会所需要的实用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初衷，突破了我国原有的中央、省二级办学的高等教育体制，实际形成了中央、省、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新格局，其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实不多见。学者们认为，其意义和影响可以媲美十九世纪英国兴起的以培养工商实用人才为目的的“新大学运动”，因而誉之为中国的“新大学运动”。国家对中心城市大学主动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探索性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正式宣布我国高等院校“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体制”。 　　中心城市新办大学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其一，中心城市办学主体为省、市两级政府，或以省为主，或以市为主，双方共同管理，共同建设，调动了两级政府的办学积极性。其二，中心城市办学形式为一所多学科、多层次、多形式的地方综合性大学，该大学在当地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中心，对于提高城市人口素质，改善地区投资环境，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三，中心城市办学定位为“立足地方、服务地方”，其资源利用、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和直接为社会服务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大学一经出现，就显现出特有的生命力。 　　对于这一段历史，不少学者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例如，黄家驹等主编的《改革大潮中的珠江三角洲教育》（1993）、彭清云著的《粤北高教办学探索》（1994）、彭玉芳等著的《中心城市高校的理论与实践》（1995）、秦国柱著的《中国新大学运动——广东中心城市新办院校研究》（1996）及《中心城市与大学发展》（2006）、葛锁网主编的《江苏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1999）、叶家康、刘方抗主编的《崛起的新型地方大学——创办五邑大学的实践探索》（2000）、张亮著的《中心城市办大学的实践与探索》（2000）等，留下了一些翔实而宝贵的资料文献。总的来看，尽管这些论著经验总结较多，理论阐释较少，创业前期分析探索较多，内部运作方式探析较少，但毕竟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秦国柱教授的博士论文对中心城市大学所作出的开拓性研究，使人受益匪浅。 　　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首这段历史时不难发现，中心城市大学的崛起，实际上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先声。它在体制上突破了中央、省两级政府办学的旧模式，开启了中心城市发展高等教育之先河；它在机制上引入了一些市场因素，在董事会制度、教师管理制度、招生就业制度、人才培养制度上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激发了办学的活力；它在资金筹措上，调动了中心城市政府出资办学和广大华侨捐资助学的积极性，使办学经费多元化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正是因为有了中心城市大学在观念和体制上的率先突破，才有高等教育扩招之后高等职业教育、民办高等教育的迅速崛起。中心城市大学和高等职业院校、民办高校的数量达到了中国高等院校的80%，它们一起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地方化的基本力量，承载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任务，也为大众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