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叙事中的性别主体辨析-济南大学文学院.doc

身体叙事中的性别主体辨析 ——重读茅盾的《蚀》三部曲 唐 欣 摘要：从性别主体的角度重新解读茅盾《蚀》三部曲中的两性情爱关系，可以小说中显在的身体叙事作为独特的切入视角。其中，身体话语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的表征，已然成为有效辨析现代主体生成的重要话语场地，它在性别主体建构、革命话语隐喻的多重视角中具有意义的多歧性与审美的多样性，从而也就为我们的重读提供了新的可能。 关键词：身体叙事；性别主体；现代现象；革命隐喻 在现代性的理论视阈中，从性别话语的叙事与想象里辨析主体生成不啻为一种有效方式。“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性别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1](P168)可以说，“主体的问题一直贯穿着性的问题，后者一直在遭遇它、增值它。”[2](P119)基于性别关系及其内在的权力话语组成方式，我们可从性别主体的角度重新解读茅盾《蚀》三部曲中的两性情爱关系，具体而言，其中引人注目的“身体”讲述成为我们探察性别主体境遇的一种独特视角。 一、作为“现代现象”的身体话语 在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文化语境中，一些男作家关于新女性的想象集中体现于女性身体的话语呈现，也就是说，在两性情爱格局中，身体符号成为“揭出一时代心理冲突的叙事焦点”[3](P55) 。正如布鲁克斯所指出的：“在现代叙述文学中，主角通常渴望某个身体（最常见的是另一个人的，但有时候也是他或她自己的），而那个身体对于主角来说显然象征着‘至善’（ultimate good），因为它似乎拥有着——或者它本身就是——通往满足、力量和意义的钥匙。在阅读的层面，认识那个身体及其秘密的欲望就转变成了另一种欲望，就是想要掌握文本的象征体系，其内涵、快感和意义之创造的关键。对于身体的欲望也许意味着承诺进入象征秩序的‘存在的理由’。”[4](P10) 在此意义上，身体话语并非是对于肉身感性本质化的还原，而是作为一种“现代现象”，在个体的感性欲求层面表征着现代主体的觉醒及其生活质态的深刻变化，是“指意的身体”，而非“物质的身体”[4](P1)。例如茅盾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诗与散文》，张资平的《苔莉》，叶灵凤的《浴》，穆时英的《Craven “A”》、《墨绿衫的小姐》，刘呐鸥的《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流》等作品中，女性身体在小说叙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从而成为特定时代对于“自由”的指认方式。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身体一直处于被禁锢的境遇之中。虽然孔子并没有禁欲的思想，但是他在两千多年前所感叹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将“德”与“色”并举已潜含着重德行、轻欲望的倾向。而至宋明儒家，突出了理与欲的二元对峙，朱熹更是疾呼：“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5](P224)从而在“革尽人欲，尽复天理”中，身体欲望成为封建文化所竭力压制的对象，尽管其间也遭到王阳明、李贽的反叛，但他们的思想却仍然在封建儒家文化意识的桎梏之中。而在西方，自苏格拉底劝诫人们“要关心自己的灵魂”始，身体自在的幸福感就处于被贬抑之中。柏拉图则更是进一步将欲望与理性相对立，灵魂对身体具有绝对的支配性。在长期唯理论的思想观念下，感性欲望遭到轻视，处于从属地位。人类文明的进程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是一个逐渐“压抑的进程”。但是，“身体一直都是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所俘虏的骚动不安的囚徒”[4] (P7)。直至现代社会，“上帝之死”将现代人置于精神断乳的境地，继之而起的身体苏醒标志着“个体和群体安身立命的基础的重新设定”[6](P23)。 而对于中国小说的现代性追求来说，身体内在情欲需求的文学叙事是现代思想文化解放重要的动力因素之一。身体的回归及其吁求，“无疑包含了颠覆封建意识形态的尖锐挑战，身体逃离了礼教的枷锁而恢复了自由的天性”[7](P205)。“朝向身体的回归，产生了一种对认同的新追求”[8] (P257)。身体，成为现代小说两性叙事指认主体性的一种方式。如果在布希亚所谓“主体拥有欲望，但只有客体才能引诱”[9]的意义上而言，现代男作家对于女性身体的叙事，不仅使女性获得自我的规定性，更是男性主体自我确证的一种方式。在此，身体“成为一个意义的结点”，不仅使情爱故事得以展开，并且，身体也“成为一个能指，叙述的情节和含义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4](P7)，从而成为现代主体生成的话语场地。具体到一些现代小说的身体叙事，在对于女性身体的展现与观赏中，男性以观看者的身份获得自我主体性的确证，女性则成为男性话语欲望化想象的客体；然而具有荒谬性的是，追求解放的时代新女性在实现自我情欲满足时，也以“反客为主”的方式反证着男性主体自我的虚妄。下面就以茅盾《蚀》三部曲中的两性情爱格局作为典型个案予以深入探析。 二、《蚀》的身体话语交锋及其隐喻 在茅盾的《蚀》三部曲中，对于时代新女性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