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母亲-Revised3.PDFVIP

第七章 母亲 在我们采访刘冬梅的前一年，一场高烧夺去了她一只眼睛的视力。在未失明之 前，她精湛的刺绣工艺在 Z 村是出了名的。村里的人家都买她绣工精致的枕头 给出嫁的女儿装饰婚床，她绣的婴儿肚兜也十分受欢迎。冬梅的故事充满了智 慧和活力。她生于 1932 年，七岁起就成了新教徒。她母亲皈依新教时，希望主 能赐给她一个儿子。母亲这一愿望后来两次得以实现——她生了两个儿子。八 岁时冬梅在市集上帮母亲卖蚕茧，眼尖的她认出了头一天买她们家蚕茧的一个 男人，并大胆地对那个男人说他还欠她们家的钱。那个人对冬梅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并要她做自己的孙媳妇。数年后，冬梅嫁给了他孙子。50 年代，身为干 部的冬梅为修筑丹河的大坝拖运石块。冬梅的小姑子说，冬梅身体好，⼆⼗来 里路背⼈家演电影的机⼦。1995 年，她在一床巨型被子上绣出了精美绝伦的方 格图案，这床被子在北京怀柔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展出。刘冬 梅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洋溢着幸福和自豪。但当她说起在集体化时期当母亲 的经历时，她记得的则是身体的疲劳和一大群孩子。那些回忆里饱含了愤怒。1 随着无休止战争的结束和复训农村接生员工作的顺利进行，50 年代陕西 许多农村家庭都有四五个、甚至更多的孩子。抚养和照看孩子的负担大部分都 落到了妇女肩上，这些妇女还要响应国家的举措去下田劳动。结果妇女们疲惫 不堪、精疲力竭。讲述集体化时期的生活时，妇女们常常弄乱互助组和高级合 作社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把旧社会向前移几十年，重新排列运动的名称。但 是，她们孩子出生的以农历和十二生肖（如鼠年、牛年等等）为标记的年份， 却依然是她们记忆时最可靠的组织时间的方式。 本章紧随着这些记忆而展开，从运动时间转向家庭时间。在这个时间内， 妇女为不断增多的孩子供吃穿并照顾他们。财政和政治上的需要使妇女不得 不每天到地里从事集体劳作，而与此同时她们的家庭责任却一直都在，未被命 2 名，也得不到报酬。 相比男人，她们在地里的时间更短，工分也更少，但她们 工作的时间却长得多。妇联曾试图在农忙季节组织农村托儿小组，我们的采访 对象中也有一些妇女在集体组织的缝纫小组短暂地工作过。但国家和地方领导 都没有将家务活的社会化持续贯彻下去。张朝凤评论道，50 年代那会社会上有 3 了地位，家务活⽅面活重了。 尽管家务活在妇女的叙述中无处不在，但却很少在有关 50 年代的文字记 载中被及。在妇女们对集体化时期的叙述中，针线活这项活动最能体现家庭 生活无休止的、短暂的、并偶尔具有创造力的时间性。妇女有关集体田野劳作 的记忆跟她们深夜在炕上缝补（古老的勤劳妇女的形象）和到生产队开会的叙 述互相交织缠绕在一起。在分析集体化时期的成就、不足之处、社会性别化的 劳动分工、以及妇女生活的转型时，必须承认的是，农村社会主义遮蔽了妇女 1 与刘冬梅（1999 年）、冯小芹（1999 年）的访谈。 2 郭于华 2003 年：第 50 页在其对陕北妇女的访谈中也持类似的论点。 3 与张朝凤的访谈， 2001 年。 1 大部分实际劳动。我们的分析还应该将那些实际劳动产出的物质产品考虑在内， 这些产品不仅包括像鞋底和衣服这些工作用的东西，还包括那些设计各异的手 织床单和方巾，刺绣的鞋垫和枕套，以及精雕细刻的花馍。这些都彰显了妇女 在休闲时间甚至睡眠都常年缺乏的生活中具有创造力和活力的方面。 本章首先叙述农村妇女家务劳动如何成为新的隐性存在。这种家务劳动 从帝制时代的统治者们以及 20 世纪初期的改革者们那里得到的关注无疑要比 1949 年建国后的要多。此章探讨妇女为家庭供吃穿而做的必备工作，以及不 断壮大的家庭如何给集体化时期的三世同堂之家带来预想不到的巨大压力。本 章还审视妇女在灯下做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