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区域主义与大国战略(上).docVIP

　　新区域主义与大国战略(上) 　一、新区域主义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在大国与小国缔结区域贸易协定（RTAs）过程中，小国会对大国做出更多的让步。这在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1]缔结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 ）中，欧盟接纳东欧国家的协定中都表现得很清楚。 　　小国对大国的让步不仅体现在传统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减让领域，而且更主要体现为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法规、政策向大国靠拢。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中，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能源定价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竞争政策都适应美国的要求做了较大的调整。 　　针对正在谈判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美国不仅要求南美洲国家对其经济体制和政策做出调整，而且还必须符合美国政治民主制度的要求。同样，东欧诸国为了加入欧盟也需要对其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大幅调整。由于不同国家在体制调整方面的步伐存在差异，他们只能分批为欧盟所接纳。这种小国对大国做出的单方面让步现象被称之为新区域主义（Ne ）（DeMelo，Panagariya ，1993；Perroni，ananjara 与Schiff（1998）所做的小国合作模型中，传统的贸易一体化收益并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小国之间所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是克服他们较低讨价还价能力和较高谈判成本的有效途径。 　　在新区域主义模型中（Perroni ，ents）。如果没有这种单方支付，大国与小国之间就难以达成自由贸易区协定。因而，在均衡状态下，小国从自由贸易区协定获得收益的同时，也必须提供单方支付。换句话说，小国与大国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实际上是利用单方支付购买了进入大国市场的“保险”。 　　当然，大国的目标函数并非仅仅是获得单方支付，除了传统的贸易利益之外，它还要力争扩大自身的贸易报复能力或国际谈判交易能力，以便与其它大国进行竞争。为此，区域贸易协定的形式会影响大国对单方支付的要求。在自由贸易区协定下，成员国之间没有统一的关税与贸易政策，大国难以利用此种方式提高其贸易报复能力。而在关税同盟条件下，成员国之间不仅取消了区域内贸易壁垒，而且存在统一的关税与贸易政策，大国（及整个区域）的贸易报复能力将因此而提高。此时，大国对小国的单方支付要求会相应地降低。另外，当大国之间的贸易战风险加剧时，大国会提高对单方支付的要求。 　　与传统的区域主义理论相比，新区域主义理论对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合作做出了更符合现实的假定和描述。其中包括：（1）民族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函数是多元的；（2）不同规模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不仅仅是贸易活动）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3）小国需要对大国提供单方支付；（4）区域贸易协定的形式会影响参加国的成本与收益，等等。 　　但是，我们认为无论是新区域主义的假定还是它的推论都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本文试图以新区域主义理论模型为基础，通过修正和加入新的变量，对区域经济合作中大国战略做出更全面的解释。具体分析将集中于以下三个领域：政治因素在大国目标函数中的地位；自由贸易区协定与大国国际谈判交易能力的关系；全球范围内大国之间的竞争对小国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最后，对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做出简要的评估。 　　二、政治因素在大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决策中的地位 　　新区域主义理论提出大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机是多重的，除了传统的贸易利益，还追求以提高贸易报复能力及整体国际谈判交易能力为主的非传统贸易利益。在多边贸易体制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把这些非传统贸易利益归结为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能力。因此，目标函数的多元化决定了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扩大了。许多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并不完全依赖于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即使纯粹的贸易利益并不明显，区域经济合作也可能会发生。例如，传统上，区域贸易协定是以地理上的毗邻为前提的，但近年来跨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开始增多。按照WTO （2000）的统计，跨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占总数的12%，[3]它们大多是近年签署的或正在谈判之中的。 　　现实中，大国的许多决策并不能完全用经济因素来解释，政治因素有时同样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霸主国来说，政治考虑显得更为明显。这里所说的政治因素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非经济因素的代名词。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越来越多地交织在一起，全球性或区域性问题越来越多：从环境保护到贸易中的环境条款，从劳工权利到贸易中的劳工条款，从知识产权保护到WTO 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从艾滋病等传染病预防到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知识产权与公众健康”，从反毒品到国际开发援助，从非法移民到劳动力国际自由流动。诸如此类的问题既超越了纯粹的贸易领域，也超越了整个经济领域。每个国家（即使是最封闭的国家）都程度不同地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