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质疑与辨析.docVIP

　　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质疑与辨析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1000-176X（2015）06-0087-06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应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换言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户口的转换是形，服务的分享是实。相关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农民工职业教育、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子女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市政设施与公共管理，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各种基本公共服务，必然涉及到相应的资金支出问题。国内学术界近几年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对其做了很多分析探讨，认为应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研究主要是围绕市民化成本包含哪些内容[1]-[9]、成本测算方法与计算结果[1]-[6-10-11]和成本分担机制构建[2-3-6-8-9]等方面展开。随着中央正式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我国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也对该问题做了相应的阐述。2014年3月，我国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到应“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类，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 　　事实上，关于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这种提法值得商榷，这种提法或许是不够严谨不够科学的，由此展开的进一步分析研究，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也令人存疑。 　　一、政府为什么提供公共服务 　　何为“公共服务”？法国学者狄骥于1912年在其著作《公法的变迁：法律和国家》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公共服务”的概念，认为公共服务指的是“那些政府有义务实施的行为”，“任何因其与社会团结的实现与促进不可分割、而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规范和控制的活动，就是一项公共服务，只要它具有除非通过政府干预，否则便不能得到保障的特征”[12]。公共服务是为社会所需要的，但公共服务不能由市场自发地进行供给，或者不能由市场自发地进行足额供给，而必须由政府主导其供给，或者由政府参与其供给。狄骥的概念就反映了这些内涵，其他一些学者的阐述也有类似的反映。公共服务往往不适合由私人部门供给，休谟 [13]在18世纪就指出，“因为个人都在找寻借口，要想使自己省却麻烦和开支，而把全部负担加在他人身上。政治社会就容易补救这些弊病。执政长官把他们的任何重大部分臣民的利益看做自己的直接利益。他们无需咨询他人，只须自己考虑，就可以拟定促进那种利益的任何计划”。斯密[14]阐述了国家的三大职能，其中之一就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了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穆勒[15]赞成斯密所倡导的“自由放任”原则，但指出一些关系到社会“整体利益”的事，如初等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天燃气和自来水公司等，应由政府承担。 　　为什么公共服务不能由市场自发地进行供给或者进行足额供给，而必须由政府主导或者参与其供给呢？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解释的经济学理论有不少，这里仅以几个代表性理论为例，做些分析与探讨。 　　一是公共产品理论。Samuelson[16]萨缪尔森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公共产品的定义，认为公共产品是“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指出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非排他性是指只要该产品存在，就很难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使用或者分享，试图去排除会招致高昂的成本；非竞争性是指每增加一个人使用或者分享该产品时，并不会带来成本的增加。事实上，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的产品并不多见，这类产品是所谓的纯公共产品，还有一类产品只是具备两个特征中的一个，这类产品是所谓的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但却是竞争性的，或者具有非竞争性但却是排他性的。讨论公共产品时，一般既包括纯公共产品也包括准公共产品。与公共产品相对立的概念是私人产品，私人产品既是排他性的也是竞争性的。 　　私人部门不愿意生产并向社会供给纯公共产品和具有非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原因就在于这些产品的非排他性特征。非排他性意味着，私人部门生产并供给产品，却无法建立起相应的产品使用收费机制，也就无法补偿成本并获取合理的回报，这样，私人部门也就失去了生产并供给这些产品的意愿。那么，就必然是由政府来供给纯公共产品和具有非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了。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中，就有类似于国防、环境保护这样的纯公共产品，政府主导其供给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的非排他性特征。对于具有非竞争性但却是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来说，私人部门一般都有意愿进行生产并供给，政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