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认知、社会资本与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docVIP

　　政策认知、社会资本与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 　　中图分类号：F302.5 文献标识码：A ：1009-9107（2016）04-0080-08 　　引 言 　　“十八大”以来中央会议精神和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都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工进城落户，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但是，在城市落户的前提是“有活干”，因此，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增加就业稳定性不仅关乎农民工家庭的可持续生计问题，而且关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败。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背景下，农民工就业机会仍然低于城镇职工，求职领域往往集中于低端和边缘产业，在收入、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工资水平低、失业风险高是其主要特点；劳动关系不稳定，劳资冲突时有发生[1]。这些现象表明，农民工求职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受自身判断能力限制，难以做到最优决策。那么，农民工求职难度如何？其交易费用怎样？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 　　交易费用是不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协调人与人之间竞争关系和改变制度安排的费用[2]。在制度层面，尽管国家出台了《劳动合同法》，但只是起了短暂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劳动合约签订率并未出现明显改善，甚至是停滞不前[3]。新一轮的“民工荒”彰显了“组织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三重困境。这些状况表明，农民工求职存在较高的交易费用。本质上，一切制度（市场）的存在都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但制度本身也会产生交易费用[4]，关键在于节省的交易费用与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权衡。对农民工求职而言，正式制度的作用主要通过对相关政策认知来间接体现。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工的政策认知程度影响其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生存策略[5]。 　　交易费用对行为的约束不仅体现在正式制度，也体现在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主要体现在各种政策、法规和条例，而非正式制度主要体现在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即社会资本。农民工求职主要采用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关系，这种关系资本可以降低信息成本、生活成本即求职交易费用[6]，但这种结论仅仅是一种理论推断，缺乏实证研究。也有研究表明，拥有跨体制社会资本能显著降低农民工低端就业的可能性[7]，却很少有研究关注跨体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的影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究竟如何影响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目前尚缺少系统的实证研究。本文从政策认知和社会资本角度分析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交易费用本质上也是制度费用[2]。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以下分别探讨代表正式制度的政策认知和代表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的影响。 　　（一）政策认知与交易费用 　　科斯定理揭示了产权制度、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即制度的效率通过交易费用高低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8]。张五常也指出，制度安排决定了交易费用的高低，同时决定了社会发展速度以及资源配置的效率[2]。因此，交易费用是可以用来比较制度效率高低的重要指标，制度安排应以交易费用最小化为原则。好的制度创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交易费用的增长[9]。政策作为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应该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 　　针对农民工求职过程所面临的困境，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以降低交易费用。为了构建和维护平等的劳资关系，《劳动合同法》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尤其是强调劳动者的权利，改善了劳动者的弱势地位，这样使劳动者在遭遇纠纷时有诉讼依据[10]，加大了企业的违法成本。为了解决农民工进城打工遭受不平等待遇、工资收入低、社会保障缺失和子女教育无保证等问题，国家放开户籍制度，逐步完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土地制度等[11]。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民工大都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他们在城市打工获得的收入，难以解决其后顾之忧（如赡养父母和抚育子女），更难以提升后续发展的资本和技能[1]。最低工资标准的设定是为了维护农民工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由于劳动分工和协调的复杂性，劳资纠纷案件越来越多。《劳动争议仲裁法》为更有效解决劳资纠纷难题提供了法律依据[12]。但由于自身素质低，当农民工遇到工资拖欠、工伤、职业病等侵权事件时，他们往往缺乏法律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不能及时采取措施以至于导致错过诉讼时效而承担不利后果[13]，或因为维权程序复杂、时间长、成本高而放弃维权。为此，政府通过完善热线、信访、电子政务、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一系列措施和制度来简化维权程序。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目的是降低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从而改善其生存状态，因此农民工对政策的了解越多越有利于维护自身权益。 　　假设1：农民工对政策认知能力越强，找工作耗用的交易费用越少，反之则越多。 　　（二）社会资本与交易费用 　　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资源，是度量其拥有者获取稀缺资源的一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