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村曾氏宗族的治理形态与实态论文.pdfVIP

第六章　 新城村曾氏宗族的治理形态与实态 　 　 宗族治理是维持宗族内部伦理秩序， 维护宗族利益的重要手段。 宗族治理具有双重功 能： 对内， 它以族权、 绅权和夫权为其权力体系， 以维持宗族内部秩序、 促进宗族的发展 和强大； 对外， 以族权和国家政权的互动和联结为纽带， 以此获取其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 合法地位， 从而起到维护宗族利益、 拓展宗族生存和发展空间的作用。 新城村的传统宗族治理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１９２７ 年以前的族权有序治理阶段和 １９３６年族人回村以后宗族内部个体分化导致的族权消解阶段。 本章考察新城曾氏的族权、 绅权、 夫权和国家权力在宗族内部的运行和实践状况， 揭示新城村的传统治理形态， 以及 新城曾氏宗族治理的兴衰历程。 第一节　 治理形态概况 一　 以族权为中心的自我治理 　 　 １９４９年前， 新城村的治理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以１９２７ 年的宗族械斗导致新城曾氏 的逃亡和１９３６年再次聚族建村为界，１９２７ 年以前， 新城村经济富足， 治理有序；１９３６ 年 以后， 虽然族人陆续回村重建村庄， 但田地荒芜、 房屋破败， 村庄经济基础被毁， 宗族内 部个体分化加剧， 宗族权力受到消解。 在这一时期， 新城村宗族治理的兴衰历程， 既受到 曾氏宗族自身发展命运的影响， 也受到国家权力体系变化的制约。 据 《英德县志》 记载， 清朝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 年， 英德县的行政体制实行属、 都、 图建制。 全县设捕、 象等３属， 下辖２０个都、６８个图， 图以下即自然村。 清朝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 县里的基层组织， 仍然是划为三属， 属以下改设４４ 个乡， 乡辖自然村。 政府基 层体系的职责主要是保良防匪、 维护地方治安。 在县一级设三属总局， 局以下设立分局， 分局的主要职责也是保良防匪。 由此可见， 在民国以前， 国家权力的正式体系并未进入自 然村一级， 新城村正是在这种国家政权和宗族制度相分离的体系下， 依靠宗族内部的权力 结构， 实现了村庄的自我治理和发展。 在新城曾氏的内部治理中， 族内话事人拥有极大的权力， 不仅掌握族人的祭祀主导 ３４６ 　 中国农村调查 权、 族产管理权、 纠纷调解和司法裁判权， 还掌握着村庄的安保防御权。 话事人作为全村 最高的权力首领， 其权力的发挥有赖于必要的经济基础。 清朝末年， 由于田地充足， 新城 曾氏族产丰厚， 为宗族祭祀、 水利兴修等公共活动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全族共同的祭祀活 动增强了曾氏血缘共同体的凝聚力， 水利兴修则为族内家庭个体的生产劳作提供了有力的 支持， 增强了对宗族整体的向心力。 尤其在人口规模不大的这个小自然村， 曾氏房支界限 模糊， 这进一步强化了族内话事人权威的绝对性和唯一性， 使话事人的权力能够在这个紧 密的共同体内有效地发挥作用。 二　 国家权力的渗入 民国初年， 英德县的基层治理体系基本沿袭清朝体制。 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年， 英德实行 区、 乡、 甲、 牌编制。 以２５户为１牌，设牌长；４牌为１甲，设甲长；１０～１５甲为１乡，设 乡长。 到民国２９年， 即１９４０年， 新城曾氏陆续回村重建村庄之时， 英德县实行保甲新编制， 全县划为４个区、３８个乡、２个镇、４８９保和５１３２ 甲。 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年， 英德县在甲以 下设立户， 全县划为３个区、３２个乡、４１８保、４８２０甲和６２６８８户。 户的出现， 是国家加强 对乡村控制的开端。 可见， 国家权力体系开始从自然村一级向下逐步延伸到乡村内部。 与此同时， 新城曾氏经历了１９２７年的宗族大械斗， 这场械斗给曾氏带来了灭族之灾， 族人外逃９年不得而归。 不仅村庄被毁， 而且族人四散逃离， 曾氏宗族的组织形态遭到彻 底破坏。１９３６年， 曾氏族人开始陆续回村， 通过重建祠堂， 将分散在各地躲避灾祸的族人 聚集起来。 虽然族人陆续回村， 可是多年的个体化发展和自谋出路使宗族发展出现断裂。 这种断裂不仅体现在田地荒芜、 族产贫瘠， 而且经过９年个体化发展的曾氏族人也出现了 内部的贫富分化， 这使宗族凝聚力大为削弱。 宗族治理赖以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文 化基础都遭到了破坏。 在新城曾氏自身命运和国家权力双重变动的背景下， 宗族权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消解， 宗族在村庄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变化， 新城曾氏的宗族治理逐渐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