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70年代海外“保钓、统运”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工作.docVIP

　　论1970年代海外“保钓、统运”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1970年代初以美国为主体，爆发了波及欧洲、澳洲、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华人“海外保钓运动”，当1972年5月15日美国不顾全球华人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将琉球附带钓鱼岛交还给日本后，保钓主题开始下降，保钓人士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大陆，他们看到了保钓运动期间台湾当局一些官员对钓鱼岛问题的颟顸无知与不作为，看到了台湾当局为了保住联合国席位而不敢开罪美日，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丑恶嘴脸，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大陆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旗帜鲜明立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如火如荼。于是，一部分左翼的保钓人士就将保钓主题逐渐转变成“中国统一”，就事件的内在逻辑发展来看，“保钓”到“统运”是“保钓”的升华和发展，所以，我们也可以笼统地将“统运”算作“保钓”的一部分，本文为了将这两个互有联系的事件论述得更透彻，姑用“保钓、统运”称呼之。 　　目前全球收藏有“保钓、统运”资料的有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匹兹堡大学图书馆，其中前两家单位图书馆珍藏得最多，学界目前对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统运”收藏情况进行介绍的论文有三篇1，主要是该馆的工作人员所撰写。在其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想就这批资料的整理工作再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更主要的是对这批资料的学术和现实价值进行评估，并指出利用这些资料展开学术研究的路径和方向，以期最大限度发挥这批资料的作用。 　　1 “保钓、统运”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的新方向 　　自从2007年9月，当年美国保钓运动中坚、休斯顿大学退休教授周本初将其珍藏了30多年的12箱“保钓、统运”文献捐赠给了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后，目前该馆共接受了136人次、1.4万余文献资料的捐赠。这些资料有视听型的，如电影胶片、幻灯片、照片、录像带、有声影片等，仅幻灯片就有2300余张，照片数百张。有实物资料，包括游行示威的徽章、袖章、额带、电影放映机等，这方面的资料相对较少。最主要的是文字性的印刷文献，如图书、期刊、报纸、手稿、信函、剪贴、会议纪要、海报、曲谱等，期刊与报纸共计4574件，单篇文章或简报计2585件，图书86册，来往信函1008件，其他印刷型文献（包括会议纪要、海报、曲谱等）计3800余件。[1]这些资料从数量、类型来说不可谓不庞大，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也专门成立了由周本初先生亲笔题字的“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 　　该馆专门制定了《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统运”资料管理办法》，制订了元数据著录方案、数据编纂规格与工作流程，在该馆人员的辛勤工作下，经过几年的整理，取得了丰硕的成绩：（1）开辟专题展室。自2010年该馆即开辟“保钓、统运” 专题展室，每年都举办一次保钓专题展览。（2）进行大力宣传，开设专门网站。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网页设置了专题网站――“捐赠园地”，[2]其中就有很多“保钓、统运”文献的捐赠信息。设立了专门的“一九七?年代‘保钓?统运’口述历史”网站[3]，对保钓亲历者进行口述历史的收藏。（3）举办多场专题报告会。老保钓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笔者的研究兴趣一直是保钓运动，也见证了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对“保钓、统运”资料筚路蓝缕，由发轫到现在已然成为国内最权威的珍藏这批资料的学术单位。在查阅资料之余，与该馆工作人员交谈，发现他们也非常乐意倾听来自科研人员的内心体会。应该说该馆目前做的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就笔者所及，认为“保钓、统运”特藏资料还可以做得更加完善，发挥更大的学术和社会效益。首先，应多加强与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特藏室”的联系。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往往当年的保钓左翼人士倾向于将资料捐赠给北京清华如周本初、吴国祯、杨思泽、张才、龚忠武、林盛中等，右翼或者中间派则倾向于捐赠给新竹清华如保钓右派成立的“爱盟”部分成员、中间派的林孝信、刘源俊、李雅明、李怡等人。笔者对两家清华大学图书馆都进行过资料查阅，虽然有些刊物重合，但由于政治观念不尽一致，会导致捐赠人手头上拥有的刊物期数也有所不同，因为毕竟关注的文章重点不一样，因此两地所藏刊物的互补性极强。就笔者所及，两地都没有完整的某一刊物的全部。目前两地都实现了数位化，针对没有的部分，可以通过馆际传递的方式实现互通，使科研人员没必要两地奔波。 　　其次，要重视“一九七?年代‘保钓?统运’口述历史”网站建设。对保钓当事人进行口述访谈，而且尽可能扩大访谈数量，不仅是对现有文献资料的有益补充，而且可以与文献资料进行互证，有效避免孤证，从而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对1970年代老保钓进行访谈迫在眉睫，他们已进入暮年，时间不等人，最近数年仙逝的就有好几位，有些笔者还认识或是钦慕已久，但没来得及做口述访谈，这的确是非常遗憾之事。有些历史事件随着历史车轮的碾过而离我们越来越远，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