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手摇纺车的历史变迁.docVIP

中国古代手摇纺车的历史变迁 在论述中国古代手摇纺车史的时候，很多专著、论文都用到著名机械史学家刘仙洲(1890―1975)先生所藏的一幅“汉代”手摇纺车图(图1)，作为实物证据来佐证相关的论点。图1看上去很像汉代壁画上图像信息的拓片，让人相信其存在的真实性。一方面，图1展现了古代单锭纺车的构造：车架由2组横木相连在一起的左大右小2个木框构成，大木框架内放着绳 轮，小木框架内置锭子；绳轮是由两组竹片或木片制成“米”字形轮辐构成，2组轮辐相距20～25 cm，固定在轮轴上，用绳索在2组轮辐顶端交叉攀紧成鼓状，便成为纺车的绳轮 [1]；曲柄装在绳轮的轮轴一端，而锭子垂直于绳轮所在的面，绳轮和锭子则靠绳弦或皮带相连。另一方面，图1也展示了纺纱的操作过程：纺妇似乎坐在凳或椅上，右手转动曲柄，使绳轮旋转起来，通过做循环运动的绳弦或皮带摩擦锭杆，带动锭子旋转，从而给绕在锭子上的纱线加捻，同时纺妇左手则牵伸锭子上的纱线。 1 对《手摇纺车图》的质疑 1.1 对《手摇纺车图》出处的疑问 该图是刘仙洲先生在北京琉璃厂某一店铺购得的汉代壁画摹拟，早在1962年刘先生就将该图用于著作《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的写作中[2] 。其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编纂了3部影响较大的纺织史专著：1984年陈维稷等先生主编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2002年周启澄等先生编著的《纺织科技史导论》、2002年赵承泽先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这些专著中都引用了图1，但未对其进行认真考证。一方面，他们都没有说明其图像的类型(画像石、画像砖或壁画)，导致读者认为其图像来源于古代图像信息的误读，深信其图像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对于该图的出处，这些著作却比较模糊。前两部专著均没有标明该图的出处，仅有赵承泽先生标明“手摇纺车图(今人摹拟)”。图像信息出处处理的不明确性和北京琉璃厂出售文物“泥沙俱下”的特点，是笔者对这幅《手摇纺车图》产生疑问的根源。此外，图1若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拓片或汉代壁画的摹拟，那它不可能如此清晰，这与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中图像信息普遍清晰程度不高的事实相悖。 1.2 对《手摇纺车图》中纺妇坐姿的疑问 图1中绳轮似乎过于高大，纺妇好像只有坐在座具上才能比较舒服地进行纺纱，但这与汉代纺妇站立或席地而坐纺纱的事实相异。1978年山东省临沂金雀山9号西汉墓曾出土一幅帛画，画面自上而下分为5组，其中第4组右边为妇孺纺绩图，图中清晰展现一位中老年妇女站立操作纺车进行纺纱(图2)[3]。考察山东滕县龙阳店、江苏铜山洪楼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纺织图像信息，笔者亦发现汉代妇人纺纱以跪坐双腿之上或站立从事纺纱活动。汉代帛画、画像石中的纺妇为什么没有座具呢？因为汉代以前的家具都属低面家具，无座具，人们席地而坐，只有案几而无桌子。直到东汉末年，北方游牧民族的“胡床”才传入，这里的“床”是座具的含意，与眠床的床是不同概念。宋人高承在《事务纪原》中引《风俗通》的话说：“汉灵帝好胡服，景师作胡床，此盖其始也，今交椅是也。”由于交椅可折叠，搬运方便，故在汉代常为野外郊游、围猎、行军作战所用，很少用于家具之用。 1.3 对《手摇纺车图》中纺妇发式的疑问 由于图1中纺妇的发式并不像是西汉和东汉妇人的发式，所以图1应该不是汉代壁画的摹拟。西汉时期妇女发式的主要特点是发髻不高梳，多梳于颅后或肩背处挽成发髻。当时主流式发式有2种，一种是先将头发中分或偏分，梳至肩背处挽成发髻，露出发稍，这种发式可从陕西西安任家坡西汉墓出土的女陶俑得到映证(图3)；另一种是头顶头发中分成两部分，再将两部分头发同时梳至颅后中央，绾成一攥，发稍从攥的中心穿出，左鬓留出一缕垂稍髻，这种发式可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青铜贮贝器人物中得到说明(图4)。 对比图1与图3两妇人的发髻，可见图1中纺妇与图3中西汉妇人发髻的明显不同；对比图1、图4，因为不能看见图1中纺妇左脸，所以不能断定图1纺妇是否有垂稍髻，但似乎图1纺妇颅后的发稍没有从攥的中心穿出，使其发式似乎很大，明显不像是第二种主流式发式。综合比较西汉两种发式的特点与图1中纺妇发式的特点，可以断定图1的纺妇形象应该不是西汉时期的人物。东汉时期妇女的发式已从颅后或肩背处移至头顶，发髻形式各异，变换无穷。有梳一个高髻的，有梳双髻的，有梳三髻的，有梳扇形的，还有盘髻的，等等，而垂稍仍是十分流行的梳发形式，这种发式可从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墓(东汉)出土画像石Vol.48 No.10, Oct. 2011中的女性人物得到映证(图5)[4]。显然图1与图5的发式完全不同，可见图1中的纺妇应该不是东汉时期的妇人。 1.4 对《手摇纺车图》中曲柄使用的疑问 图1中明确画有手摇曲柄装置，这让笔者质疑。一方面，从直接证据方面入手，笔者考察汉代帛画、画像石、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