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与中国：对一种奇特的中国文化观的剖析.docx

一、奇特的中国文化观日本现代文坛在大正时期流行着一种“中国趣味”，这是“一种对中国带有异国情趣的关心与热爱。”大正文坛的知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也不能例外，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很深入地研究和理解，并且深深地喜爱着经典汉文学作品中的古典中国形象，但是对于现代中国社会，芥川总是抱持着否定和反感的态度。故而，在古典中国和现实中国的双重影响下，芥川龙之介笔下的中国时而如美丽的桃源之乡，披着神秘的面纱，时而又露出肮脏丑陋的脸，在虚幻与现实之间徘徊不定。正是这种喜爱又厌恶、复杂而矛盾的感情构成了芥川龙之介断裂似的奇特的中国文化观。芥川龙之介于明治25年（1892年）3月1日生于东京，是新原敏三的长男。在芥川龙之介出生八个月后由于母亲精神失常，将他寄养于外祖父、母家，养父（母亲的兄长）虽然经营土木业为主，但是这是一个充满文化氛围的家庭，这对芥川以后的文化教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芥川从很小开始就接触汉学，他曾在《追忆》中回想当时的情形“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就非常喜欢那些读物。我尤其喜欢的是由《西游记》改编的《金毗罗利生记》。《金毗罗利生记》中的主人公，也许是我记忆力最早的书中人物。”而在《爱读书籍印象》一文的开头他是这样写的：我儿童时代爱读的书籍首推《西游记》。此类书籍，如今我仍旧爱读。作为神魔小说，我认为这样的杰作在西洋一篇都找不到。就连班扬著名的《天路历程》，也无法同《西游记》相提并论。此外，《水浒传》也是我爱读的书籍之一。如今一样爱读。我曾将《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的名字全部背诵下来。我觉得即使在当时，《水浒传》和《西游记》也比钾川春浪的冒险小说有趣得多。比起西洋的《天路历程》和日本的冒险小说，芥川似乎更倾心于中国的《水浒传》和《西游记》。就这样，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大自然以及生活于其间的英雄豪杰们构成了芥川早期的中国观。除了《爱读书籍印象》中提到的《西游记》、《水浒传》之外，芥川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是如痴如醉。还在高中时代，芥川利用暑假搜集图书馆及家人、同学提供的素材仿照《聊斋志异》编成《椒图志异》，极富玄妙神秘之感。从第一高中到东京帝国大学时代，芥川读的小说多为中国作品，这一时期，他如痴如醉地读了《珠邨谈怪》、《新齐谐》、《西厢记》、《金瓶梅》等中国小说。芥川龙之介对中国古典文学非常熟悉，也正是这一时期大量阅读的结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从这时起立志成为一名汉文学家。据东京日本近代文学馆的《芥川龙之介文库》记载，芥川共藏汉藉188类1177册，其中还包括不易收齐的《渊鉴类函》（48册）、《太平广记》（48册）等大型典籍在内。同时芥川出于夏目漱石门下，他的成长自然受到漱石的深刻影响，正如吉田精一所说：“芥川作为漱石的弟子是受漱石影响很深的一位作家，（中略）漱石不仅是他英文学方面的前辈，而且在徘句、汉诗、南画方面也是颇有造诣的，芥川在这些方面均具于一身，可以说在漱石门下他是从其师所学最全面的一人。”以上芥川龙之介的个人经历告诉我们，他从幼少年时期开始就接触并深深喜爱着中国古典文化，对于他来说，中国是一个浪漫而美好的空间，时而淡雅超逸、时而苍茫万古。这种逐渐在他心目中扎根的中国幻想，在芥川的个人成长和文学创作的经历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于是，从未到过中国的芥川借用经典文本的素材，凭借脑海中对中国的幻想，写下了一系列以古代中国为舞台的“中国物”作品：《仙人》写于1915年，取材于《聊斋志异·鼠戏》；《酒虫》写于1916年，取材于《聊斋志异·酒虫》；《掉头的故事》写于1917年，取材于《聊斋志异·诸城某甲》。《黄梁梦》创作于1917年10月，取材于《唐代传奇·枕中记》。《英雄器》亦创作于1917年，取材于《两汉通俗演义》。《尾生之信》写于1919年，取材于《庄子·盗拓篇》等。《杜子春》写于1920年，取材于《太平广记·杜子春》。《秋山图》创作于1920年，是以元明清画家轶事为素材而创作的一篇短小的作品。《奇遇》写于1921年，取材于《剪灯新话·渭唐奇遇记》。然而，对于经典汉文学作品隽永的文辞、宏美的意象所营造出来的古代中国形象如痴如醉的这份热爱，并没有让芥川显示出些许的包容，当他亲眼目睹到现代中国社会的肮脏和落后时，他在自己的游记里抒发了一种强烈的幻灭感和失落感。1921年，芥川龙之介作为新闻社的记者真正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在《上海游记》中这样描述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一脚刚跨出码头，我们就被几十个黄包车夫团团围住。(中略)中国的黄包车夫，说他们是肮脏的代名词也不为过。且粗略地扫视过去，但见各个相貌奇特。(中略)当他们中的一人拉扯着我的外衣袖口时，我禁不住躲到了人高马大的琼斯君身后。（中略）不知什么时候起，那位卖花的老太婆已在我们身边，罗里罗嗦地说着什么，一边象乞丐似的伸着手。老太婆已经拿到了一枚银币，看来她想让我们再一次掏腰包。我不禁怜悯起那一朵朵玫瑰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