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后临时政府时期黄兴的作为与不作为.doc

论辛亥后临时政府时期黄兴的作为与不作为 前言 就比较的角度而言，黄兴在革命党主要的领袖中，是受中国传统教育较多的一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往往遵守一种“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束身见于世”的自我分际，而不像充满了功利思想的一些现代人那样，为了争取权位，不惜自我推销、自我膨胀。黄兴在清末的大时代中，虽然颇也能冲出社会俗习的樊笼，而成为革命运动阵营中的勇者，但在思想中似乎仍然摆脱不了中国传统知识人，那种拘泥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其中如他一向抱持“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立”的观念，便是很重要的一个明证。这种以谦让为怀，鄙视权位的态度，固然内而影响黄兴个人在民初政治上之地位，自然外而也影响到辛亥以后中国共和政治之成败。因为在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那一时段中，对于革命形势之发展，黄兴正可说是一身系其安危，为其枢纽的。即使在中山先生出任了临时政府的大总统职务之后，大而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之人选、各省都督间之连系、对被政策之策划，小而军粮民食之调拨，革命先烈之入祀，遗属之抚恤，实际上多以时任陆军总长黄兴之意见或行动为持仗。而到1912年4月中山先生卸任大总统职务，对政事不便再加过问之际，黄兴更以南京留守身份，担负起南京政府所留下来的一切未完事务，对京临时政府之重要干部，设法安置，对南方革命势力，设法保全之责任。所以基本上来说，黄兴在辛亥革命之前，固然是“一身为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功之关键”。而在辛亥革命后之临时政府时期，更是扮演着共和之砥柱，民党之中坚角色。 然而现在世人在谈及黄兴之评价时，往往对辛亥革命以前之黄兴，给予绝对之肯定，而对于辛亥革命之后黄兴，却间有批评。指责黄兴的革命性有着其妥协性与软弱性，以致于把革命党人浴血牺牲换来的政权，让给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甚而批评黄兴在汉阳战役期间，既没有能阻止湖北军政府旧官僚和立宪派的争权夺势，其软弱的领导，更远落于全国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之后，所以黄兴实有相当之责任。特别是汉阳兵败，他东走上海之后，黄兴既没有吸收在武汉受制于旧官僚的警觉，而却又落入了张骞、赵凤昌等立宪派人的圈套之中，终使同盟会辛亥革命的成果，转化为立宪派、旧官僚窃国的局面。 对于这些责备，吾人认为活着是有感于辛亥革命后，民国前途中种种不幸的坎坷遭遇，而出自恨铁不成钢的心理；或者是为了配合辛亥革命乃是不成功不彻底革命的说法，用以衬托日后中国共产党革命，才是彻底而成功的革命的注脚；也或者仅仅是春秋责备闲着，对失事运行发展，有着过分理想化期望，以至于忽略实际情况的一种学者通病。 但就事论史，吾人对于上述看法，自也不便全加否定，原因是黄兴在这一段时期中，既居于革命发展之枢纽地位，其举足投手，自然均有影响革命成败之关键，只是其责任应否全由黄兴个人负担，而或是出于形势所逼，不得不然。吾人基于以史论史，理应不断地、更加慎审地去斟酌。现拟就黄兴在此一期间之重要作为与不作为，来再加探讨如下。 促成南北和议问题 在辛亥武昌首义后不到月日，复出后的袁世凯即挟其大军，南下汉口，再挟其攻占汉口之威派蔡廷干、刘承恩携函渡江往见黎元洪与黄兴，探询南、北双方停战意见。11月9日，黄兴在与黎元洪等人蹉商后，即以中华民国军政府总司令身份，复函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尊位，引诱袁世凯归诚起义。这是日后部分史学界评为袁世凯妥协退让的第一个事例，被认为是“对革命造成一定的损害”。不错，黄兴是革命党领袖中，首先回应袁世凯停战要求的，但是当时的回应停战不一定就代表是妥协和软弱。因为在黄兴致袁世凯的复函中，仍然十分强烈地显示出汉满不两立的意识，指责了“惟满洲朝廷，衣冠禽兽，事事与人道背驰，二百六十年来有加无已，是以满洲主权所及之地，即生灵涂炭之地”。况且袁世凯属满清之官，而十八省中举义旗兴义师如黎元洪、张凤翽、程德全、王芝祥、徐绍桢甚至许崇智等也均曾服满清之官，若袁世凯真能幡然响应革命，既可便面生灵涂炭，又可缩短革命时间，有何不妥之处。 至于在黄兴东下上海之后，南京已为江、浙联军光复，而黄兴也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元帅，黄兴在回复汪兆铭议和的电报中，仍然将国家推翻满清之大局寄望于袁世凯之取择一事，确实令人有一种过早妥协的感觉。尤其其电文中“项城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翻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这些对袁世凯的过分抬举与恭维暴露了革命势力求和若渴的心态。自然助长了袁世凯的气焰，提高了袁世凯对南方勒索的姿态。盖袁世凯此时并非如黄兴想象中那样，一无所惧，尤其其对南方革命实力及意向之探索，多以黄兴之态度立场为判断之焦点，在此一情况下，黄兴之任何过早过急之反应，确有损及谈判中南方革命势力讨价还价之筹码。 先是1911年11月间，出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即思借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