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证.ppt

　从云梦出土的秦简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2200多年前的秦朝，“指纹鉴定”就已经开始了。在《封诊式·穴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内中及穴中外壤有膝、手迹、膝、手各六处。”这说明早在秦代，我国司法人员就已开始使用指纹（手迹）进行司法鉴定了。因此，国际上的“指纹鉴定”起始时间应该从我国的秦朝开始。 只有当一种技术或方法可被检验，接受同行评议，知道误差大小，通常才被公认为是科学的证据。 2002年4月17日，刘涌等人被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多项罪名一审判处死刑.收到 2003年8月15日，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近乎相同的罪名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关于刘涌的判决书上写道：“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刘涌案二审后，群情激愤，甚至有学生倡议不要选陈兴良的课.最高人民法院以审判监督程序提审刘涌案改判死刑。但程序广受学界质疑。 2003年， 鉴定结论是公安司法机关为了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指派或者聘请具有相关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人，进行鉴定后所作的书面结论。鉴定结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就案件的专门问题进行鉴定；二是必须由具有解决解决有关专门问题的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并写出书面结论，由鉴定人本人签名。 答案：ABC 司法实践中的笔录很多，如询问笔录、讯问笔录、庭审笔录、听证笔录、阅卷笔录、自首笔录、报案、举报笔录、搜查笔录、辨认笔录等，但是我国法律只规定了特定的笔录属于证据之列。如刑事诉讼中的勘验、检查笔录；民事诉讼法中的勘验笔录；行政诉讼法中的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笔录主要形式是文字记录，但是也包括绘图、照相、录音和录像等方式。在司法实践中，以音像方式记录勘验、检查或现场执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越来越称为普遍的做法，因此，把这种证据形式改为“记录”或执法记录似乎更准确。 2006年6月29日凌晨2时，朝阳区北苑家园一住户家中发生一起命案，两人遇害。当天负责现场勘查的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法医学博士左芷津。 　　在现场，民警发现了一架搭在窗户上的梯子，窗下的草地上还留下了脚印。“凶手进出小区院子都是通过翻墙方式，从这一点可以推测判断凶手可能是小区内的熟人，或者跟保安认识”。 　　另外，现场留下的脚印可以推断出凶手的年龄和体重，而根据现场血迹分布形态，左芷津推测凶手为一名右手受伤的年轻男子。 　　根据这一重要线索，民警从附近医院查找到一个右手掌受伤的男子，而该男子符合左芷津推测的所有可能，他就是杀人犯，北苑家园命案当天告破。 笔录不记录自己的分析、推测和判断。当然，笔录是人制作，这里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笔录的内容都一定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任何人的观察和检验都可能出现误差，任何人的记录都可能出现漏记和误记，即使采用照相和录像的方法，也会因思维和技术能力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使图像和画面出现变形等不完全真实的情况。 反映物证和周围环境等，照相和录像等多种形式反映有关客体的情况，具有综合证明的功能。 通常属于间接证据。 记录的是犯罪行为的结果，本身不能直接证明曾经发生之案件的主要事实。要证明案件事实，要结合其他证据。 具有规范性 笔录格式的规范性，包括纸张和表格；语言规范性；签名的规范性，这是笔录具有证明效力的重要保证。刑事诉讼法106条：勘验、检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勘验检查者为什么是其他诉讼参与人 在我国，学理上对视听资料的名称和定义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有学者主张用音像证据代替视听资料。（何家弘认为视听资料又称音像证据）理由是：视听资料是从人们对这类证据的感受方式而不是从这类证据本身的特点命名的，视和听是人们认识和了解各种证据最基本的两种感受方式，用视听资料来概括这类证据不能确切表达这类证据的表现形式上的特点以及和其他证据的显著区别。相反，如果用音像证据就能够确切表达这类证据的表现形式上的特点以及和其他证据的显著区别。这种意见不无道理，但是视听资料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法律术语，而且被法律和法规所确认，应当在法学研究中沿用，没有必要创造一个新的法律术语，关键是如何界定视听资料的定义。 有人认为计算机数据资料作为电子证据而成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 从实践效果来看，录音、录像证据与计算机等现代信息技术而形成的证据有着显著的差别。陈卫东的《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主张，应把普通的视听资料与现代电子技术密切相联的电子证据区分开来。同时，视听资料已经无法涵盖实践中出现的电子证据，因此应规定电子证据作为专门的证据种类之一。也就是在规定视听资料后，又规定了电子证据这一证据种类。（参见何家弘：《电子证据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同样，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取消了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