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河州商人及山西商人之异同.docVIP

再探河州商人及山西商人之异同近些年，山西商人的研究已可谓是一门“显学”，山西商人研究的成果也已“硕果累累”。山西商人崛起于明代，在清朝时达到了全盛，清末“辛壬事变”之后逐渐衰败下去。山西商人更被喻为“明清十大商帮之首”。然而就在同一时期，在中国的西部边陲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同样活跃着一支回族商队，他们在我国西部边境的经济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地理位置的相似性 河州，位于甘肃省西南部，“洮河绕于东，积石（积石山）峙于西，南盘雪岭，北距黄河”，“东西相距八百六十里，南北相距四百五十里……西至生番族七百里，……二百二十里东北抵兰州”[1]。河州有着连陇右、接河湟、通洮岷，达金城的特殊地理位置。 而山西背靠蒙古草原，南接中州河南，右连陕西，左屏河北，由此可见，河州与山西都位于汉族文化的边缘地区，处在少数民族单一的游牧经济区域与中原汉族广大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区域的中间地带。古代中原汉民族生产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中使用的军马，主要取之于北方的蒙古地区及西蕃，而古代蒙、藏地区的衣、食、日用品则主要依赖于汉族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所以，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依赖性。而处在这两种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河州与山西，自然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贸易交流的活跃地区，拥有着巨大的商机。 二、自然条件与民风的相似性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貌复杂，十年九旱，加之风暴霜冻频繁，是一个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地方。 清人康基田曾经分析过山西商人外出经商的原因，他说：“太原以南多服贾远方，或数年不归，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2]山西不仅土地贫瘠，产粮不足，而且人口众多，从而造成的尖锐矛盾是晋人出外经商的重要原因。 同样，河州地处我国西北内陆，位于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的边坡地带，海拔较高，三面环山，其地多为不易耕种的山地和丘陵。而且自然灾害频繁，这使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农业经济不够发达。忙碌一年却食不裹腹，为了维持生计，出外经商，就成了河州人的必然选择。 河州人，“人性淳厚，颇循礼义”[3]，“体质比较健壮，能吃苦耐劳，性格粗犷，豪放，机警，善于经营。”[4]成化《山西通志》卷2也言，太原府：“士穷理学，兼集辞章，敦厚不华，淳俭好学，工商务实，勤俭。”平阳府：“俭墙耳，甘辛苦，薄滋味，勤于耕织，服务商贾。”可见，河州人与山西人都具有勤俭、吃苦、耐劳、礼让、诚信的民风，这也正是河商和晋商兴起的精神条件。 前文重点论述的是河州商人与山西商人的诸多共性，且二者尤其是在崛起之时，主客观条件具有很多的相同点。但在以后的发展中，二者却踏上了不同的经商之路。其在经营的行业、规模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不同。下文将以山西商人为参照物，着重论述河州商人在兴起以后发展中的不足与缺陷，并最终未能形成一支具有全国影响的商队。 三、河州商人经商很大程度上受到宗教传统的影响 河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除汉族外，还有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等。我们这里谈的河州商人主要就是由回族构成。 回族全民性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鼓励经商，使多数回族穆斯林纷纷走上经商道路。作为穆斯林人生信条的《古兰经》和“圣训”中就有大量关于商业活动的训导。回族的先民即来自于阿拉伯国家的“商业移民集团”。他们踏入中国大地时首先就是以商人的身份出现的，并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正是回族这种独特的宗教理念和经商传统为其从事商业提供了内在动力，使虔诚的伊斯兰信徒形成了崇尚商业的价值理念。所以，经商非但不被河州穆斯林所鄙视，反而受到推崇。河州穆斯林是将商业作为人生的一项事业来经营，发家致富是他们在当地穆斯林中获取地位、赢得尊重的重要途径。正因为如此，河州商人勇于开拓，奋发图强，克服高原恶劣气候，尤其是在与藏族的贸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力量。 四、山西商人经商规模及行业种类广泛，遍及全国；而河州商人主要局限于边地的茶马贸易，影响也仅限于西北 山西商人在明代的经商范围已是“半天下”，到清代其足迹更可谓是遍天下，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南京、苏州、广州等商埠的山西商人尤为集中。并与俄国、日本、中亚等地区有贸易往来，如中俄恰克图贸易，日本的贩铜贸易。其经营范围也涉及绸布、纸张、裘皮、油酒、茶、盐、典当、粮食等诸多行业。 山西商人经营种类之多，经营范围之广，真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如此庞大的经营规模，使得山西商人在明中后期称雄商界，成为资本最为雄厚的商帮，并在各地建立起山西会馆。这都是河州商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河州商人的经营范围主要是与藏民之间日常生活用品的贸易，而在其他的领域和地区并未形成很大的影响。 五、山西商人比河州商人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