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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MC公司治理机制微观理论分析一、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金融业进入了一个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4家AMC已经运作6年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突出的就是AMC现存的治理机制包括产权关系模糊、资本非人格化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难以分离等，存在着严重缺陷，由此而来的则是责权不明、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经营效率和效益低下。为此，在向商业化转型过程中，AMC如何尽快构建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已是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分析。 本文的目的在于从AMC行业特征出发，分析其公司治理机制的特殊性和存在的问题，并从内部制衡机制、管理控制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四个方面探讨了改进公司治理机制的措施和建议，以期能够为AMC向商业转型过程中改进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公司治理机制经济学内涵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狭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功能、结构和股东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一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主要涉及如何控制风险与收益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等问题（Blair,1995）。对公司治理机制问题的认识起源于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问题的分析。现代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相互分离的，在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和作为代理人的经营者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行为必然会产生冲突（Berle and Means,1932; Fama and Jensen,1983）。随着委托代理关系期限的延长，委托人观察和甄别代理人行为的机会不断增加，代理人隐匿信息的成本相应提高，委托人识别信息的成本则相应降低，这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程度（Rubinstein and Yaari,1983）。 实际上，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所面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如何协调、解决公司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以维护各方正当利益并促使企业发展。具体来说，西方主要有两种比较成熟的公司治理机制。一种是美英“市场控制”式，强调市场竞争力和运用股票期权、市场兼并收购、劳务市场经理人流动和信息披露制度等市场手段；另一种是德日“内部控制”式，注重大股东、监事会和精神激励的作用。两种机制各有所长，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美英式具有很多优点（Fama and Jensen,1983;Easterbrook and Fischel,1991;Ramano,1993）；另一些人则认为德日式更加值得借鉴（Roe,1993; Charkham,1994; Shleifer and Vishny,1997）。国内学者对公司治理机制问题也作了一定的研究，认为现阶段我国企业控制权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控制权行政配置”与“内部人控制”共存（黄群惠，2000）。公司高级管理人士年度货币收入偏低，年度报酬与公司经营业绩不存在显著正相关（魏刚，2000）。 同样地，具体到国有商业银行和AMC公司治理机制的改革路径和方向上，许多学者认为，面对中国银行业高度集中和国有银行垄断低效率的现状，应该尽快放松行业准入制度，引入各类投资主体，形成行业多元化的格局（于良春、鞠源，1999；易纲、赵先信，2001；林毅夫、李永军，2001），也就是要通过市场竞争形成有效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就是国有银行产权结构单一，以行业结构为突破口的改革难免会导致经济震荡，所以要坚决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推动股份制改造，优化银行的股东结构（张旭阳，2001；刘伟、黄桂田，2002）。AMC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严重影响了处置不良资产的效率（张敏锋，黄利森，2005）。在披露信息的内容、方式及程序等方面AMC也存在着问题，尚停留在“为形式上的免责而披露”（华金秋，2004）。提高AMC对处置收益的分享比例是防范道德风行为的有效途径之一（徐懿，蒲勇健，2005）。应将AMC定位于官办民营的长期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孙洪庆，2006）。 三、AMC公司治理机制中存在问题 AMC成立之初，浓郁的政策性决定了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文化、理念、意识及效率均不能满足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化运作，其组织形式、治理结构以及发展方向完全取决于政府意愿，仍采取“官办官营”的形式，沿用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传统经营体制和管理方法，是典型的非企业型公司，没有形成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 从当前AMC的内部制衡机制建设情况来看，其产权结构仍表现为一元化的特征，这也就决定其很难摆脱行政干预，暗示着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独断性。在现有的体制和公司治理机制下，AMC的委托――代理关系仅体现代理人代表国家行使资产处置和管理的权力，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