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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海金融界风云人物(三)教授行长龚浩成 龚浩成,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前身)银行系,解放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货币研究室攻读研究生,然后分配到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涉猎东西方经济理论,造诣颇深。 文革后期,龚浩成被下放到黑龙江呼玛县“插队”,1976年回到上海,先在奉贤县五七干校任理论教员,之后调到《文汇报》理论部工作。不久,上海财经学院复学,院长为经济学家姚耐,为使教学工作尽快走上正轨,急需一批强有力的骨干,姚耐找到了龚浩成。龚浩成当仁不让,于翌年正式调入财经学院,先后任财政金融系系主任、教务长、副院长。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因金融改革的需要,将商业银行的职能从人民银行中剥离出去。在考虑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领导班子配备时,总行领导提出了这样一个硬性指标:必须配备一名有相当理论素养的人员。 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要求。先哲告诫我们,没有理论的行动,是盲目的行动。有理论可循,而且有现成的理论人才可用,谁乐意去“摸着石头过河”呢? 就这样,龚浩成从财经学院的副院长变成了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副行长。不过,龚浩成教授还是教授,他依然带研究生,从硕士带到博士,而且一直延续到2007年,始终是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华东师范大学财经博士学位论文的评审专家。 在交通银行重组与南迁时,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均已从中国人民银行剥离,且总行都设在北京。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赵紫阳在考虑恢复交通银行时,权衡上海在全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把交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弥补了上海没有银行总部的空白。彼时,李祥瑞担任了交通银行行长,龚浩成成了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第一把手。 上海金融改革的总策划 改革的需要,让龚浩成来到了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的岗位;而教授的身份,让上海的金融改革,无处不留下了他策划与调度的痕迹。 在对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职能的改革中,在筹建上海城市信用社,即如今上海银行的前身的工作中,在打破行业条块分割和四大专业银行之间的业务壁垒、地域限制、引进外资银行等方面,龚浩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最让他呕心沥血的一件事,莫过于参与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了。他始终不负金融学家的良知,不管在什么社会条件下,都不否定证券市场对发展经济无可替代的作用。 远在1980、1981年,他在财经学院讲授货币银行学的时候,就花了3个钟点讲证券市场。在那个以没有“直接金融”只有“间接金融”为常态的历史背景下,他自然而然地被人视为异类,何况他还是金融系总支书记!尽管没有招来不测,但还是有教师“好心”地提醒他,不要去讲那个东西,讲那个东西风险太大。对此,他只是笑了笑。 不过,龚浩成毕竟是龚浩成。到了管理层真要他办证券公司的时候,他却提出异议了。当然,他不是否定证券交易的本身,而是遵从时间、条件、组建原则,一句话,他遵循的是规律。那是1988年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处一位司长,准备自己在上海组建一家证券公司,龚浩成马上反对,说人民银行是监管部门,自己搞营业机构算什么话?这不等于踢足球,裁判员自己下场去临门一脚,球进了,到底算还是不算?没有料到,答复是自己要是不能组建,万国、海通这两家就不批。这位领导实在太了解龚浩成了,利用他对证券公司的向往进行“要挟”,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龚浩成才勉强同意组建了一个“申银证券公司”。申银,就是上海人民银行的简称,由吴雅伦去负责。可是,龚浩成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始终“阳奉阴违”,没有让吴雅伦开展业务活动,只允许买卖债券,以维持门面。1990年,当黄贵显他们以自己的冒险精神和辛勤汗水,博得社会承认证券交易的价值,并要求在“柜台”的基础上升格为专业证券公司,毛应梁、王育春来找他要求组建证券公司的时候,龚浩成就把这块牌子送给了他们。给是给了,却给出对“证券公司”的一腔深情,这一腔深情,化为了当作条件的一个“要求”,名称不能改。就这样,由阚治东替代了吴雅伦。 可见,龚浩成向往证券市场,向往的是完全国际化、规范化的证券市场。就因为,他是一位拥有深厚金融学理论素养,又被推上了金融改革实践第一线的经济学家,他必须排斥功利而着眼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久远利益。他在等待条件的成熟,而这等待,意味着责任、使命和积极不倦的推动与创造。这就是龚浩成的深沉之处。 1989年2月2日,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召集人行上海市分行等单位,一起研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人行上海市分行随后也成立了临时研究班子。5月4日,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汪道涵召集体改办、人民银行等有关单位的负责干部开会听取意见的时候,被人称为“书生”的他,仍然持否定的意见。 然而,只过了短短的几个月,时代却突然把他推到了筹建上海证券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