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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储蓄投资相关性实证分析摘要：本文利用我国1978――2004年期间的样本数据，对我国储蓄与投资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vEc模型的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与投资之间存在长期正相关的均衡关系和显著的短期动态调整机制。同时，Granger因果检验说明了我国居民储蓄与投资之间可能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政府储蓄虽然对投资影响较大，但它与投资之间并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资本形成的真正来源最终还是要依赖于居民 一、文献综述 经典的C-D生产函数表明一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资本积累的大小，而资本最主要的来源是储蓄，但储蓄本身无法自动转化为资本，只有当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才能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提供资本支持。因此，研究储蓄以多大比例转化为投资，对一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理论上，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都是建立在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的前提假设条件下的，而实践中，由于随机因素的存在，储蓄基本上很难完全转化为投资。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对此有着大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 Feldstein和Horioka(1980)首次运用21个OECD国家1960―1974年间的平均储蓄和平均投资数据进行截面回归，得出这些国家的储蓄与投资具有很高相关性的结论，由此认为这些国家的资本缺乏流动性，依据在于：只有在相对封闭的经济条件下，国内储蓄是一国投资的惟一来源时，储蓄与投资之间才会存在高度相关性。但这一结论与OECD国家当时宽松的资本市场管制自相矛盾，形成了著名的“Feldstein―Horioka之谜”。与之相反，Jansen和Schulze(1996)、Sinha(2000)通过对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的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都比较低。Baxter和Cmcini(1993)将储蓄分解为基本储蓄和实际储蓄，认为后者与投资的相关性要远低于前者与投资的相关性，且国家规模越大，相关性程度越高。国内方面，对储蓄与投资关系的分析大多只是定性分析。武剑(1999)、肖红叶和周国富(2000)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的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性研究，并且都认为我国的储蓄投资转化率较低。定量分析上，包群、阳小晓和赖明勇(2004)将储蓄分为居民储蓄和政府储蓄，利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检验证实了1978―2003年间我国居民储蓄在投资的转化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许雄奇和符涛(2005)则采用了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我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和显著的短期动态调整机制，但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却不存在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本文将综合二者的优点，扩展样本数据，将储蓄分为居民储蓄及政府储蓄，然后采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等时间序列计量技术，来对我国的储蓄与投资的相关性重新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到有关于我国储蓄与投资之间关系的更为准确的结论，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些许建议。 二、模型与实证分析 本文拟以SI、SS、SG三个序列变量，建立VEC模型。其中SI为投资率，即年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GDP的比值；SS为居民储蓄率，即年度居民储蓄总额与GDP的比值；SG为政府储蓄率，这里指的是政府每年的积累性支出总额与GDP的比值。本文的样本数据区间为1978――2004年，均来自于中经网。 (一)单位根检验 分别对SI、SS、SG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如下： 由上表，分析可得SI、SS、SG序列的原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在一阶差分后，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这些变量都是非平稳的I(1)的过程。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是一种建立在VAR模型基础上的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目的在于验证所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变动关系，如果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则变量之间的回归就是伪回归，模型不具备任何解释力度。 因此，首先要建立一个VAR(p)模型。模型如下： 其次，应当确认模型的滞后阶数p，以便为下一步的协整检验提供一个合适的滞后阶数。Eviews-5软件中，可以运用VAR模型的滞后长度标准检验(Lag Length Criteria)来判断模型合理的滞后阶数，其结果显示如下： 带+号的数字，表明各准则所要选择的理想滞后阶数。实际研究中，一般常用AIC、SC信息准则来检验合适的滞后阶数，要求AIC、S C的值越小越好。 从表中可看出，除了LR准则选择了滞后三阶外，其他准则都选择了滞后五阶为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因此，本文将使用p=5作为模型的滞后阶数。 最后，进行协整检验。需要注意的是协整检验是用△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判断可知，协整检验的滞后区间应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