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货币区理论及东亚货币区可行性分析.doc

最优货币区理论及东亚货币区可行性分析一、最优货币区理论综述 在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孰优孰劣争论不休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Robert. A. Mundell，1961)首先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s，OCA) ，蒙代尔认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蒙代尔认为当生产要素在某一区域内能够自由流动，而该区域与外部之间存在着生产要素流动性障碍时，生产要素具有流动性的区域，就适合建立一个货币区。在这个区域内，成员国之间使用单一货币或实行固定汇率，而与区域外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其效率是最优的。 罗纳德(R. 1. Mckinnon, 1963)在蒙代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另一标准―――经济开放度。麦金农认为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国家，应组成单一的货币区；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而对与其贸易关系不密切的国家，则实行浮动汇率。 彼得(P . B. Kenen, 1969)提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产品多样化程度。凯南认为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抵御冲击的能力越强，对国际收支和失业的影响越小，而且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与不同的国外需求冲击具有交叉抵消的作用，可以消除整体冲击带来的影响，因此就不需要汇率机制的调节功能。 詹姆斯(J . C. Ingrain, 1969)认为金融一体化程度应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伊格拉姆认为在区域内部金融高度一体化条件下，国际收支不平衡引起的哪怕是利率的微小变动，也会在一体化组织内部导致相当规模的资本流动，从而使区域内各国国际收支恢复均衡，避免了汇率的波动。 由于单一标准的最优货币区理论都过于片面而且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研究者逐步放弃对单一标准的争论，转向综合考察最优货币区标准。雷曼(S. S. Rehman)总结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5个标准：（1）跨国境劳动力和资本的高流动性；（2）经济开放程度高、经济规模小。一国经济开放程度越高且规模越小，固定汇率就越有效，该国家也就越倾向于加入货币区；（3）价格和工资具有较大弹性。价格工资的高弹性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作用，并获得内外部均衡；（4）产品市场一体化；（5）财政一体化。 20世纪70年代，货币区由理论上的探讨转入实践阶段，欧州经济共同成为最早的实践者，于是最优货币区讨论的重点逐渐由建立最优货币区条的前提件转移到最优货币区成本和收益的讨论上，Ishiyama(1975)与Tower和Willett(1976)提出了成本收益综合分析的方法。汇率政策调节作用成为讨论的焦点，承认菲力普曲线的学者则认为，一个国家加人货币区后，无法动用汇率工具，在遭受外部非对称性冲击时，很可能无法恢复原有的产出和就业水平，是一个重要的成本。然而，怀疑菲力普曲线的学者则认为，从长期看，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并没有稳定的交替关系，因此，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小型的开放经济放弃汇率政策工具并不是一项重要的成本。分析加入货币区成本和收益的一个著名模型由克鲁格曼和奥博斯法尔德(KrugmanObstfeld,1998)提出了，该模型认为若一个国家与固定汇率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该国就会愿意加入这个汇率区，一个国家是否愿意加入汇率区是由加入后的货币效率收益和经济稳定性的损失两者共同决定的。对于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的问题至今并没有一个广为认同的评判标准，有人甚至认为成本和收益这主要取决于各国根据自己情况和利益取向的主观评判。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最优货币区的讨论进人实证化阶段，学者们将理论上推导出的货币区的各种条件指数化，然后选取一系列的国家数据作回归分析，从中观测哪些国家适宜成立最优货币区。 二、东亚货币区的可行性分析 (一)东亚区域金融合作的进程 20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关于建立东亚货币区的构想，该构想的核心是建立东亚或亚洲日元区。根据日元地位的不同，该构想分为两种具体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完全以日元为中心形成类似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固定汇率体系，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直接与日元挂钩；第二种类型是通过大幅度提高日元在东亚国家和地区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最终达到取代美元的地位。当时东亚国家和地区认为，日本这是要为促进日元国际化的一己私利服务，再加上当时东亚各国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运行良好，这一提议遭到了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对，并因此未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1997年9月，日本提议由其与其他亚洲成员国共同筹资1000亿美元，用以解决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以替代或抗衡IM F附有苛刻条件的救援计划。这一构想终因美国和IMF的反对而流产，但开启了东亚国家探讨建立区域性货币制度安排的先河。 1999年11月，东盟十国、日本、中国、韩国在马尼拉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