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货币政策及汇率政策冲突及协调.docVIP

论中国货币政策及汇率政策冲突及协调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以及中国日益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中国政府控制资本流动的难度越来越大；加之中国和美国经济周期的不一致，在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之下资本事实上的流动已明显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因此，中国政府在经济决策方面必须就内部经济均衡和外部经济均衡何者优先的问题做出选择。对货币当局而言，人民币对内币值稳定和对外币值稳定何者优先也同样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 （一）三元悖论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重要，财政政策无效；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重要，货币政策无效。在此基础上，克鲁格曼(1999)进一步提出了所谓“三元悖论”。对一个国家而言,在固定汇率、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个经济目标之间存在“不可能三角”。各国充其量只能实现这三个目标中的两个。“三元悖论”在中国表现为中国政府试图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稳定的目标，放弃资本自由流动，而事实上选择的是稳定人民币汇率和在利差、汇差诱惑下的资本违规流动，无法实现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冲突。 （二）米德冲突 “米德冲突”是詹姆斯J.Meade）于1951年最早提出的，政府在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会出些顾此失彼的冲突现象。根据米德的理论，要想保持固定汇率制度，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也就是控制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据此推论，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存在一个“二元冲突”。而根据米德的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如果想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必须运用收入和国际收支两个不同的政策工具。任何单一政策都不能达到经济的内外同时均衡。 （三）1994年以来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三次冲突 冲突一：1994-1996年抑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和抑制人民币升值的冲突 1994-1996年期间，我国经济对内表现为高通涨，对外表现为由于人民币贬值带来的巨额顺差。而外汇市场化改革成功实现了汇率并轨，确立了强制结售汇体制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4年，中国国际收支实现经常项目顺差76.58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326.44亿美元。 面临国际收支顺差，央行要么允许汇率升值，要么入市干预以保持汇率稳定。在国际收支形势刚刚好转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是不可取的，于是央行选择干预，使1994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了304.21亿美元，并进一步带来央行资产结构和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的重大变化，外汇占款增加额约占当年基础货币增加额的75％。为了保持基础货币投放额的稳定，在外汇占款大幅上升的同时，央行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冲销干预来协调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冲销的手段主要有，收回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开办人民币特种存款和发行央行融资券，但效果并不明显。 冲突二：1998-2000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抑制人民币贬值的汇率政策的冲突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于1998年初开始逐渐显现，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1998年二月开始物价水平出现负增长。1998年5月，出口同比下降1.5％，这是在连续22个月的增长之后，出口首次出现下降。国际收支总体顺差在这一年也大幅下降，资本项目出现逆差63.21亿美元，这是1993年以来中国资本项目首次出现逆差。作为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综合反映的外汇储备，在1998年仅增加约5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年均300多亿美元的增幅。由于1994年以来外汇储备的连续大幅增加使基础货币投放对外汇占款的依赖性增强，一半以上的基础货币是通过外汇占款的形式投放出去的。1998年外汇储备增幅的急速下降导致基础货币投放阻滞。由于外汇占款的急剧减少导致的基础货币少增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通货紧缩。上述两点表面上是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量的冲突，但实质上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因为储备的大幅波动源自汇率稳定的目标。 冲突三：2001年至今，人民币汇率稳定和中美利差倒挂之间的冲突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周边国家经济在经历了货币大幅贬值后，正缓慢进行调整，如果人民币贬值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了避免出现竞争性贬值，利用汇率稳定维持公众对本国经济的信心，消除悲观的心理预期。汇率稳定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目标之一。 1997-2000年，中国国内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价格持续下降。为了扩大需求， 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七次下调人民币利率，人民币6个月存款利率由9％降至2.16％，1年期利率由10.98％降至2.25％。而同期美国经济过热，1999年6月份以来，美联储连续六次加息，联邦基金市场利率由1998年的4.75％上升到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