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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非经营性风险防范机制探究一、引言 面对向商业化转型之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Corporation，简称AMC)现行的经营体制和治理机制仍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导致非经营性风险行为时有发生。本文中所涉及非经营性行为主要指AMC人员对外主动性寻租和对内拉关系、寻官位等不良行为。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AnneOKruger)公开发表了《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深入研究了由于政府对外贸的管制而产生对租金的争夺，设计了数量模型对其进行计算和讨论，把寻租(Rent Seeking)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正式提出。话来，布坎南(James M.Buchanan)、托利森(Robert D.Tollison)、斯里尼瓦森(T.N.Srinivasan)等人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此，寻租理论的基本思路被广泛应用，为经济研究提供了一个考虑问题的新视角，揭示了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活动不仅可以借助通常的市场手段而且必要时还会采用一些非市场手段，从而把追求新增经济利益行为与追求既得利益再分配的行为区分开来。 我们知道，严重扭曲的不良资产市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往往可以利用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谋取私人利益，尤其是在责任与收益不相匹配时，会导致非经营性行为时有发生。而这种行为与经营性行为长期交叉，又具有惯性、引诱性和膨胀性等“棘轮效应”，通过复制、传递、挤出等途径，自动放大，危害极深，如何规避其害对于AMC改革与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二、一个AMC非经营性行为的基本模型 本文参考了效率工资模型(耶伦，1984、凯茨，1986)，并加入收入、成本等相关变量，对AMC非经营性行为进行了模型化分析。 (一)假设条件 1.发生非经营性行为的主体，既承受着一种成本，也获得了一种利益，具有选择非经营性行为发生的主动性，目标就是期望收益最大化； 2.内部和市场层次中存在无法完全监督主体行为的情形； 3.行为主体在选择非经营性行为时，会受到公司内部信息对称程度和市场上信息对称程度影响，发生非经营性行为时，有可能被发现，也有可能不被发现。 (二)基本类型 发生非经营性风险行为时，主体具有最大化的真实净收入： π=βa1a2(Y－CL) Y是行为主体的收入，c是获取收入所需支付的成本，L是获取收入所需支付的劳动数量，β为贴现因子，a1是行为在内部被发现的概率，a2是行为在市场被发现的概率。 行为主体的收入依存于劳动数量和非经营性行为发生的倾向度。为了简化，暂时忽略其他的变量因素，并假设劳动数量与倾向度是乘积性地进入收入函数。可作如下表示： Y=F(eL)F(●)＞0 Fu(●)＜0 e代表发生非经营性行为的倾向度。我们假设成本是倾向度的惟一决定因素，即有： e=e(c)e(●)＜0 此时，行为主体发生非经营性行为时追求效用最大化式子如下： 当行为主体独立且不受约束时，L与C一阶条件是： 这表明，在最优处，倾向度的成本弹性是l。在此基础上我们继续进行变量扩展，由于倾向度不仅仅受到的决定，所以，将上述函数进行一般化，则为： W代表工资收入，V代表考核收入，L是会受到的影响，u是其他影响因素，下标表示偏导数。 最后，一阶条件可以整理为：模型的这种扩展形式说明考核收入影响着倾向度的大小，而工资收入对倾向度不存在影响。 (三)主要结合 第一，V影响非经营性行为的收益水平。V值越大，非经营性行为的收益空间越小，从而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整体上呈反向变化关系。而V代表着激励考核效应，所以，激励考核机制作用的发挥如何，直接影响着非经营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第二，a1a2影响非经营性行为的期望成本。a1a2越小，行为发生的成本就越小，从而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大小又取决于监督战略优劣和监督效率的高低程度。因此，非经营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与监督效率的高低呈反向变化关系，所以，监督制约机制作用的发挥如何，也影响着非经营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第三，β作为贴现因子，对支出成本有一定的影响。在AMC这一特殊金融企业中，理论上，β值越大，行为发生的成本就越大，而其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亦然。如果将β理解为未来的收益对现在行为的影响程度，那么，AMC人员必将会考虑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β值就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成本支出亦会随之变小。 第四，对于非经营性行为的发生影响相对较小，由于工资水平相对平稳，且存在稳定的预期效应。所以，我们认为，长期以来认为“高薪养廉”的做法也可能存在不妥之处。 第五，本文主要考虑到AMC所进行的是创造性的、知识含量较高的脑力劳动，值属于相关变量